雍正打虎与治国理想（3）

生乎此等盛世，文人难于有耻

半通不通的土秀才是最可怕的。他们脑子里的古怪想法能让人目瞪口呆。曾静就是一例。他本是僻处湖南乡间的老塾师，读了几本书后，忽然异想天开，写信劝川陕总督岳钟琪造反。他凭什么认为岳钟琪会听他的?理由无非是曾静听了民间小道消息，说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甚是爱民如子，如今被皇上猜疑，要削夺他的兵权云云。按曾静的想法，既是岳飞的后代，怎能替满清做事?难道他不晓得满清是金兀术哈迷蚩的后人么?

他的徒弟把这封造反信送给了岳钟琪，还说他的老师德高望重，登高一呼则六省皆应，身边更有四个“广有韬略，大不可量”的人辅佐。后来经调查才知道，他说的四个人里有的是秀才，有的是乡间风水先生，估计平时都是些喷子，但他们对曾静师徒私下委以的重任确实一无所知。

这就是著名的曾静案。曾静案对雍正有强大的心理冲击。曾静列举了雍正的十大罪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简直是无恶不作。雍正读后极度震惊，“不觉坠泪”，他实在没想到自己在大家眼里是这么个人。

雍正这个人非常敏感，甚至有点神经质，用康熙的话说是“喜怒不定”。他知道自己不讨人喜欢，也正因此他更加重视别人对他的看法。而且雍正有个严重的缺点：生性好辩。根据史料记载，他说话语速很快，总想要把对方说得哑口无言才好。正因为他太好辩论，曾静案就弄出一个奇特的结局。按理说曾静这么恶毒攻击最高领导，肯定要杀头。但正因为曾静对他的攻击太恶毒，雍正才没舍得杀他。这其中的道理仔细想想也不难明白。

雍正让曾静待在自己身边，看着自己工作。你不是造谣说我天天酗酒吗?你看我多勤奋!他还让人把许多奏章文件拿给曾静细读，你不是造谣我天天淫乐吗?你看我工作量多大!隔三岔五雍正还派人质问曾静：这件政务我是这么处理的，我处理得对不对，你说!一个皇帝，天天跟个土秀才怄气。唯一还有分寸的是，雍正到底没有领曾静到后宫床边看自己如何不好色。曾静已经唬破了胆，满口自称“弥天重犯”，对皇上完全心悦诚服。雍正还不过瘾，又把骂他的反动言论汇集在一起，再加以细细批驳，篡成一本《大义觉迷录》，发行天下。这绝对是个昏招。你想想，通篇大骂皇上如何弑父逼母，如何荒淫无道，然后说：这些骂皇上的话都是不对的!稍有常识的人就知道这极不妥当。但雍正已经陷入辩论的狂热，顾不得这些。曾静不但不杀，还发给一笔津贴，让他现身说法宣讲《大义觉迷录》。曾静日子过得还挺滋润，筹划着拿津贴买房子置地，直到最后乾隆登基，把他拉出来处死。

除了曾静案、吕留良案外，雍正期间还有多起文字狱。比如查嗣庭案。查嗣庭出的试题中有“维止”二字，这就是要砍雍正皇帝的头。抄他家又抄出许多反动诗文，比如热河偶然发大水，查嗣庭就说光官员就淹死八百多人，用现在的话说这属于造谣。最后死在狱中又被戮尸枭首。庶吉士徐骏写诗“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也被杀头。

雍正还有个嗜好，那就是有时候并不杀掉对方，而是要彻底批臭他，让他生不如死。比如钱名世以阿附年羹尧获罪，本来做个处理也就完了，雍正偏要出奇制胜，做一个匾，上书“名教罪人”四字，挂在钱府门口，定期派人检查，不许他摘下来。雍正还发动大家都来骂钱名世，在京文官人人都要写诗过关。骂得花样越多越受嘉奖。翰林侍读吴孝登骂得不够精彩，雍正说他“谬妄”，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处理得比钱名世本人还重。生乎此等盛世，文人难于有耻。最后雍正让钱名世自己掏钱，把骂他的诗汇编出书。

耗羡归公：逃不出“黄宗羲定律”

康熙末年吏治大坏，腐败成风，亏空巨大。雍正上台后，着手整顿财政，打击腐败。首先是清查各地亏空，雍正要求很简单，查出多少补多少，补不上就抄家。老虎苍蝇一起打。官场陷入恐慌之中。河道总督被抄家，江苏织造被抄家，江苏山西巡抚被抄家，多个布政使被抄家，低级官员那就更数不胜数。抄家成风，当时连打牌都打出了“抄家胡”。雍正在追补亏空的过程中毫不手软，对自杀的官员他也不放过，“料必以官职家财既不能保，不若以一死抵赖，留赀财为子孙之计”，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把他家属抓起来接着审，不交钱可不行。

这种铁腕手段确实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是随着执行的深入，问题越来越多，慢慢就有点进行不下去了。要明白其中问题所在，首先需要解释一下亏空的问题。当时贪污确实很普遍很严重，但亏空并不完全是贪污造成的。清朝的财政主要来自地丁钱粮收入，也就是农业税。当时地丁钱粮一年大约3000万两，其中绝大部分都被用于中央开支，留给地方的极少。以江西为例，地方开支只占地丁钱粮的不到百分之五。这点钱怎么够呢?而且就连这点钱，要动用的话，也必须经过户部事先核准，否则不予报销。比如说桥塌了，县官动用公款抢修，户部不予承认，就成了亏空。雍正就会让县官自己掏钱补。抄私人的家，来补这种公费亏空，根本就不合理，长此以往，地方官谁还敢干活?而且在这种制度下，亏空是一种普遍现象，所有省份都有亏空。天长日久，官员流动，很多亏空根本就查不出责任人，成了“无著亏空”，难以追赔。

中央只顾自己，不顾地方上的死活，地方政府只能另辟财源。比如收粮食的时候，每石多收一两斗，说是怕仓库里老鼠会偷吃;收银子的时候，每两多收一两钱，说是怕银子融成元宝时会损耗。这些多收的部分被称为耗羡。这些收入不合法，严格来说是犯罪行为。可要是没有它们，地方政府就无法运转。中央只能默认这种状况。康熙就说过：只收一成火耗的，就是好官。但是这种耗羡征收有极大弊端，由于不合法，所以无账可查，弄得上下贪污侵渔成风。

现在官员就提出来，征收耗羡来弥补亏空。雍正拒绝了，认为这是拿老百姓的钱，替贪官还债。但是等到追查亏空进行不下去的时候，雍正清醒了过来，开始认真思考这个财政制度。很明显原有的制度不合理。你怎么能让地方政府吃不饱，然后又纵容它们自己觅食呢?它们是最接近百姓的基层机构，让它们自行觅食无疑是纵虎狼入羊群。这么简单的问题难道康熙就不懂?康熙当然懂。他有自己的考虑。如果把耗羡合法化，那很可能会触发“黄宗羲定律”，也就是说附加税被吸收进正税以后，天长日久，官府就会认为附加税本就是正税的一部分，然后再增加新的附加税。康熙没有听说过这个定律，但他明白这个道理。当时反对税制改革的人，也大多谈到了这个问题。古人并不傻。

但是康熙的鸵鸟政策终究积弊太大。雍正还是决心推行“耗羡归公”，将耗羡合法化。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充满了争辩、调整、讨价还价，一个省一个省地推进，最终变成了全国性的政策。这个制度给耗羡规定了一个比例，除了这种耗羡外不许再征收其他陋规。耗羡收入被一分为二。一部分做养廉银，分配给各个官员。这笔钱不是大家想的那样，全进了私人腰包。它主要还是维持一个衙门的运转费用。如果真有剩余，官员才可以拿回家，中央不管。另一部分则是公共开支，比如赈灾、修路之类，由地方灵活掌握，不必经户部事先批准，但要查账以确保没有贪污。雍正规定：耗羡不是正税，完全归地方所有，中央不许调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