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博古的艰难转身（2）

通道转兵时的首秀

1934年12月11日，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攻占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县城。次日，在县城的恭城书院召开了一次有所有随军行动的中共中央及军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专题讨论今后红军的战略方向。这次会议因时间短促、议题单一，被李德称为“飞行集会”。与会者为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和李德。

其时敌人尾追很紧，刘建绪的湘军先头部队距离通道不足百里。人到齐后，博古即宣布开会，请大家谈谈对今后红军行动的意见，看看怎样才能摆脱敌人的追击。李德根据原来到湘西与贺龙部会合的计划，首先发言：“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这就说，红军仍应在通道转北，而没有必要舍近求远，如先行探路的红六军团走黎平再北上。

毛泽东不同意李德的意见，他认为恰恰应该走黎平再北上。因为从通道转北，路虽近了，但走的是直线北上，全在湘西边走，而湘西边是苗族、侗族聚居区，寨子里人人有土枪；由于长期受湘西军阀的反动宣传，他们对红军不了解而无好感，加上语言不通，红军贸然前去会引起冲突，此其一。眼下蒋介石已明白我们要和贺龙会合，肯定会在这条必经之路上设封锁线，红军此去无异自投罗网，此其二。再者红二方面军已退出洪湖地区，北上湘鄂川边一带活动，处在武陵山北侧。假如从通道北上，必须经过洪湖地区即武陵山与雪峰山之间的山坳开阔地，湘敌若在此处设伏，红军便无葬身之所了。总之，红军从通道转北，凶多吉少。而贵州敌人力量最弱，进军贵州则可以争取主动，红军可以得到休息机会。毛泽东还把自己收集到的敌情，向大家作了介绍。

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先后发言，都同意毛泽东的分析，赞成他提出的红军前进方向，并有所补充。经历了湘江惨败，博古从血的教训中醒悟了许多。他开始平心静气地听取并接纳别人的意见，而不再像以前那样，以李德意见为裁决军事问题的最高、最后标准。他从大家的发言中感到，蒋介石既在前面布下了罗网，红军决不可前去自投其中；况且红军确实太过疲惫，急需休整。因而红军经贵州再向北，就是一条避险求安之路。

正在双方争论之时，军委作战科报告：已查明湘敌在通道至洪湖进口处，设置了四道防线，有一个军、两个独立旅的兵力，其军部、旅部设在黔阳、芷江和新宁，形成一个三角形的防御体系，并且送上了相关地图。既然大多数人意见一致，敌情又已明朗，博古便总结道：我们就照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奔赴贵州黎平，放弃去湘西的计划。李德眼见一向听命、支持自己的博古，竟然否决了自己的意见，只好悻悻然耸耸肩。

这是博古第一次在红军最高决策会议上，直面李德而否决李德的主张。这对李德的“太上皇”威信，是一次空前重大的打击；此后博古对李德的支持，也就一落千丈。与此同时，这又是对毛泽东试图改变红军的军事路线、军事指挥努力的一个鼓舞。

紧接着，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和王稼祥命令：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原军团长周昆、政委黄甦调回军委，另行分配。又将军委第一、二纵队合编为中央纵队，由总参谋长刘伯承兼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红军经此整编“瘦身”，又丢掉了坛坛罐罐，遂得以轻装上阵。12月15日，一举攻克黎平，突破国民党军在黎平、锦屏的防线。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城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李德当时正发高烧，未能与会，但周恩来事先征求过他的意见。李德主张北上，经三穗、江口、思南、秀山，到永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西进，经台江、黄平、瓮安、同乐攻遵义。其理由：一是新宁乃刘建绪的老巢，他发现红军不在通道北上，而来黎平北上，必定在江口、思南一线设防，因而不宜走这条路；二是黔北军阀候之担兵力薄弱，我们不如先取遵义，在黔北发展。这样，既可择机东出思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又可西渡赤水河，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于红军休整、出兵均极有利。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的支持，最后博古也接受了这个意见，会议遂决定西进，攻占遵义。

黎平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前述地区之西南或更西”。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给李德送去，李德看后大发雷霆，用英语和周恩来大吵起来，周恩来气得拍了桌子。博古听说这件事后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即李德）。”

1934年的最后一天，博古随中央纵队进驻瓮安猴场镇。他考虑到抢渡乌江在即，而高层对今后的战略行动仍有不同意见，需要再沟通集思广益，遂于次日、1935年元旦，在镇上宋家大院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各抒己见，经过讨论，多数人坚持黎平会议决议应当继续贯彻执行。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后，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确定渡江后，“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经过通道、黎平、猴场会议的博古，对红军面临的形势与出路的认识更客观而理性了；对过去深信不疑的军事路线、军事指挥，逐渐发生了怀疑；对李德不再言听计从，对毛泽东则多了些信服。这一切，为他在尔后的遵义会议上及会后的良好表现，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与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