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青年》遇到鲁迅（3）

“风流云散”与坚韧持守

1920年1月，陈独秀回到上海。杂志的编辑中枢重新迁回上海。此时，《新青年》同人之间的隔膜、分化已逐步显露出来。沈尹默以眼疾加重为由，自动退出了《新青年》。接着，刘半农赴法留学。陈独秀到上海后，开始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并邀请陈望道担任《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共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周氏兄弟应是一如既往支持《新青年》，“病中也替《新青年》做文章”的北京同人。而胡适、钱玄同诸人眼见陈独秀“一意孤行”，遂于撰文上开始消极怠工。顾念旧情、襟怀磊落的陈独秀一再弥合、迁就，不断致信北京同人索稿催稿。如在1920年7月9日致周作人的信中热情地提及“玄同兄顶爱做随感录，现在怎么样?”1920年 8月13日又致信给鲁迅、周作人对钱玄同的“无兴致”委婉地表示不满:“玄同兄总无信来,他何以如此无兴致?‘无兴致’是我们不应该取的态度；我无论如何挫折,总觉得很有兴致。 ”同年底又致信胡适、高一涵，“请二兄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

这一年《新青年》与一直承担其出版发行的群益书社也彻底闹掰了。直接的导火索是5月出版的七卷六号“劳动节纪念号”增厚了，从原来每期130～200页不等增至400多页，群益书社提出加价，否则要亏本。陈独秀考虑到大多数读者是下层无产者，决然不同意加价。双方矛盾日益加剧，不可调和。最终，《新青年》与群益书社于七卷六号出版发行后彻底结束延续了七卷共42期的合作关系，由陈独秀自办。

由于改为自办和胡适等北京同人总也不供稿，七卷六号出版后《新青年》停了三个月。恰在这三个月中，陈独秀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到马列主义者的转变。自1920年9月1日第八卷第一号起，《新青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新青年》的共产主义色彩越来越鲜明起来。《新青年》的分裂已成无可挽回之势。

1921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九卷一号上发表小说《故乡》，给处境困顿的杂志以很大慰藉。鲁迅在《故乡》的最后写到:“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1922年7月，《新青年》出版完九卷六号后休刊。对于这样的结局，鲁迅并不讶异，只是寂寞哀伤的情绪又蔓上心扉，恍若从前。以后鲁迅回忆说：“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至一九二二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

就在这寂寞荒凉的古战场情景里，1922年12月3日，鲁迅编完了《呐喊》，并作序。原来欢喜打闹、结伴同行的一班伙伴，如今是真的散了。北京的冬日常常雾气迷茫，令人看不清前路。不过鲁迅心里清楚，无论如何，哪怕最后只剩下一个人，哪怕无路可走，自己还是要走下去的。

1923年6月《新青年》复刊，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由瞿秋白任主编。1925年4月，又改为不定期刊，直至1926年7月终刊。

1926年8月26日，鲁迅偕许广平离京。许赴广州，鲁迅赴厦门。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纵然置身黑暗或沙漠，纵然沦为孤独的游勇，纵然“彷徨于无地”，却依然“荷戟”，待时可战。《新青年》的启蒙立场和科学、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应是这“戟”的主要内涵。对于如此重戟，鲁迅一直坚韧持守，从不曾卸下。以后，在革命口号和桂冠纷飞起舞的广州，他却偏要说些煞风景的话；离开广州到上海后，他又率先奋起反击创造社、太阳社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全面批判、围攻……诸多的行迹和文字，都依稀闪露出《新青年》的血性与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