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青年》遇到鲁迅（2）

听将令与“特别有价值”

为了扩大《新青年》的社会影响力和销量，平时在一起就喜欢互相抬杠的钱玄同和刘半农商议合演一出纸上的“双簧戏”。在1918年3月《新青年》四卷三号，由旧学根底较深的钱玄同扮演顽固保守的遗老角色，化名“王敬轩”致函杂志，铺陈出许多迂腐的见解，恣意攻击文学革命和《新青年》杂志。而早已炮制好的洋洋万言、署名“半农”的杂志记者的回信，也在同期部分刊发。回信针锋相对地对“王敬轩”的观点逐一驳斥，言辞犀利泼辣，并指名批判旧派学者林纾。“双簧戏”终引起了反响。一位自称“崇拜王敬轩者”致信陈独秀，质问《新青年》:“贵志记者对于王君的议论，肆口大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如是乎！”陈独秀当即给署名“崇拜王敬轩者”复信阐述《新青年》的立场:“本志自发刊以来，对于反对之言论，非不欢迎……妄人尚复闭眼胡说，则唯有痛骂之一法。”以后又有林纾的亲信弟子、北大法科政治系学生张厚载来信质疑胡适和沈尹默等关于白话诗以及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关于旧戏的一些观点，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陈独秀竟一齐提笔上阵，在同期杂志上作答。随着各色人物渐次加入论战，《新青年》终于热闹起来了，展露出风起云涌之势。一年之内销量从每月千册上升至一万五六千册。

对于这出“双簧戏”，陈独秀自然是欢喜的，以为“这样制造一点气氛，也无不可”。胡适对此则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轻薄”之举，忧心忡忡地致信钱玄同说“凭空闭产造出一个王敬轩”是不值得辩论的。而年长胡适10岁的鲁迅深谙中国社会的惰性，认为唱唱双簧戏，也无伤大雅，矫枉不忌过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以后鲁迅还在《忆刘半农君》中称赞“活泼、勇敢”的刘半农此举的确算是打了一场“大仗” 。

1918年4月2日，鲁迅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约在4月5日晚交给了到访的钱玄同与刘半农。钱、刘二人初读之下，如获至宝。第二天稿子送到编辑所，陈独秀也拍案叫绝。小说随即在《新青年》四卷五号上发表出来，并首次使用笔名“鲁迅”。《狂人日记》借一个迫害狂症患者“狂人”的惊恐峻急之口，石破天惊地指出中国绵延数千年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启蒙呼唤：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这篇4700余字的小说现在已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鲁迅也曾毫不客气地评述说：《狂人日记》 “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这部小说加上以后陆续在《新青年》发表的《孔乙己》、《药》等小说，“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鲁迅如此的自我评述并不过分。彼时《新青年》高喊文学革命、伦理革命，将领们皆长于议论，文字大抵是号角性、纲领性的；不多的文学作品又偏重外国的译作，且全是文言文，缺少本国文学作品。而鲁迅的作品以白话小说的形式，以最接地气的内容，深沉含蓄地填充了那些高文宏议难免的简略空疏之处，确实是给予了最特别、最实际的响应和支持。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坦言：“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在鲁迅看来，既已入阵，为了达到微茫的希望计，是必须与主将和前驱者采取同一步调的。故甫一入阵，鲁迅就急步紧追《新青年》的一班伙伴们。如为了响应1918年5月《新青年》四卷五号上刊载的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等反驳“灵学会”的文章，周作人的译作《贞操论》以及1918年7月《新青年》五卷一号刊发的胡适的《贞操问题》，鲁迅即在1918年8月《新青年》五卷二号发表论文《我之节烈观》；胡适于1919年8月在《每周评论》发表《再论“我的儿子”》，鲁迅随即在1919年11月的《新青年》上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沉痛勇毅地呼吁与承诺：“……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1918年4月，《新青年》增辟了《随感录》栏目，刊载对社会和时事的短评。鲁迅从1918年9月五卷三号开始为《随感录》栏目撰稿，直至1919年11月六卷六号刊发的《六十六生命的路》，共撰稿27篇（后全部收入杂文集《热风》）。此外，受胡适新诗集《尝试集》的影响，自称不喜作诗的鲁迅也尝试做新诗。他在《新青年》上一共发表有6首白话新诗：《梦》、《爱之神》、《桃花》和《他们的花园》、《人与时》、《他》，数量虽不多，却深切地反映了憎恶、抨击黑暗现实，渴望新思想新文化，执著追求自由、真理的时代精神。如《梦》里“前梦黑如墨”、“后梦墨一般黑”、“暗里不知，身热头痛”，让人联想到 “铁屋子”里昏睡的人们。而《他们的花园》中的小娃子走出“破大门”，望见邻家大花园“有许多好花”，于是“用尽小心机”，得了一朵“又白又光明”的百合，似已绽露了鲁迅要积极从外域吸取先进东西的“拿来主义”思想之端倪。迄1921年8月1日九卷四号止，鲁迅在《新青年》共发表小说、诗歌、杂文、译文、通讯等50余篇。特别是其中的5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故乡》，完全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文学巨匠的地位。

虽然不过是“听将令”“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未料这“不暇顾及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的呐喊声竟是异质而复调的，因而格外惊世骇俗、振聋发聩；虽然已“遵命”“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仍难掩独特面目：灰冷厚重的底色，麻木、悸动、抗争、绝望、眷念、腐败、荒诞……世道、人心的种种体验和真相始终纠缠、撕扯在一起，于曲曲折折中传递出生命最深处的血气和热力。

鲁迅的文学创作，“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也令《新青年》的同人们由衷钦佩、自愧不及。如与他相交多年，最终关系极为疏离的钱玄同仍公允地称赞鲁迅“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掘发中国社会的痼疾，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小说及《新青年》中他的《随感录》所描写所论述的皆是。这种文章，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的用处的”。胡适则在1922年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写到：“成绩最大的却是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同年8月11日，胡适在日记中还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直到晚年，胡适仍感慨鲁迅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并坦言：“我们这班人不大十分作创作文学，只有鲁迅喜欢弄创作的东西，他写了许多《随感录》、《杂感录》，不过最重要他是写了许多短篇小说……他们弟兄的作品，在社会上成为一个力量。”而一直执掌《新青年》帅旗的陈独秀，对于鲁迅也另眼相看、格外敬重。陈独秀南下后，频繁与周作人通信，不断向鲁迅索稿。如：1920年3月11日陈独秀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肯切地提及: “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 请先生告诉他。”同年8月22日陈独秀致信周作人告知鲁迅的小说《风波》将在《新青年》八卷一号发表，并率真地表示“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同年9月28日陈独秀致信周作人云：“你尚有一篇小说在这里，大概另外没有文章了，不晓得豫才兄怎么样?随感录本是一个很有生气的东西，现在我一个人独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功夫都写点来。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处自加订正，寄来付印。”感其热诚，以后鲁迅采纳其建议，集拢了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十四篇短篇小说，编成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于1923年8月出版。

1933年3月5日，声名隆盛的鲁迅在撰写《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时，特别提及当时已被中共开除、并作为托派首领批判、又因反蒋抗日被国民党关押囚禁的陈独秀。他说: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