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青年》遇到鲁迅

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的创刊号（原名《青年杂志》）发行。直到1918年5月，鲁迅才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从此，他加入《新青年》阵营的战斗行列，投入到新文化战线上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的洪流，在所向披靡的战斗中，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旗手和主将。《新青年》则是鲁迅五四时期向敌人冲锋陷阵的第一个思想阵地。

殷勤劝驾与苍凉入阵

1915、1916年的鲁迅，确乎已告别了自己新鲜活泼的青年时代，也看清了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自1912年应蔡元培邀请任职于教育部并随部赴北京，鲁迅每日衙门枯坐，工余的时间大多用到了辑佚、校勘古籍上。1915年，鲁迅又多了一项嗜好：搜集、研究各类金石拓片，尤重汉代画像和六朝造像。这两年，鲁迅的日记大量记载了他和友朋游小市、琉璃厂，赏鉴古董字画，购藏书册拓本的行迹。查两年书账所记，满目“墓志、残碑、造像”，尽是意气幽凉的古书。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对这一时期的状态如是说：“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以不驱除的，因为这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1917年1月，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也随之迁到了古都。在陈独秀之前，钱玄同、沈尹默已在北大文科任教。1917年夏末秋初，活跃上海文坛多年的刘半农经陈独秀推荐任北大预科国文教员。9月，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回皖南绩溪省亲后抵达北大，任文科教授。11月，与陈独秀相识于日本的李大钊抵北大，1918年1月任北大图书部主任。随着这样一批智识不凡，性情各异的文化精英的纷纷加盟，《新青年》遽然成为了北京乃至全国思想文化界的风暴中心。

1917年4月，周作人从故乡绍兴辗转来到春寒料峭的北京，经鲁迅向蔡元培推荐，9月任北大国文系教授。兄弟俩同住在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关于这个地方，鲁迅在《呐喊·自序》里如此描述：“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失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二弟初来北京，就在这氛围颇阴郁的寓所里，兄弟俩聊起《新青年》。鲁迅转述好友许寿裳的话道：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周作人的反应是“觉得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兄弟俩暂时都没有给《新青年》写稿的兴致，倒是很快一起逛了小市和琉璃厂。

1917年8月9日，钱玄同首次登门拜访了周氏兄弟。鲁迅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晴，大热。下午钱中季来谈，至夜分去。”以后钱玄同或单独或和刘半农一道频频造访，逐渐打破了鲁迅沉寂冷清的生活。

钱玄同是浙江吴兴人，留学日本时与周氏兄弟同为章太炎国学讲习班的弟子，染得章氏癫狂雄辩之风。蔡元培与陈独秀未到北大之前，钱玄同主要埋头语言文字学，与鲁迅也一直有所往还。蔡元培执掌北大后，钱玄同意识到了新学的力量，对陈独秀十分钦佩，而陈独秀对钱玄同凌厉坦荡的性格也颇感投契。钱玄同以后回忆说：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 ”，“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民国七年（1918年 引者注）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那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接着第二、三、四诸号都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自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有论文、随感录、诗、译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民国十年下半年）。

钱玄同自1917年8月9日首次登门后，同月17日、27日晚又有造访。1917年9月24日钱玄同日记云：晚“八时顷访豫才兄弟”。六天后是中秋节，鲁迅日记殊为有趣：“朱蓬仙、钱玄同来……旧中秋也，烹鹜沽酒作夕餐，玄同饭后去。月色颇佳。”再查鲁迅1918年二、三、四月的日记，钱玄同共造访周氏兄弟10次：因均是夜间造访，多半会引起护院犬吠，故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生动地描绘造访者“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想来钱玄同强忍住怕狗，不断登门邀约，其“胖滑”之态不失可爱，其殷殷求文之情，也颇为动人。

然而见过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也见过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鲁迅此时已怀疑、失望至颓唐的境地，对《新青年》始终态度平平，兴致不高，令谈吐又快又响的钱玄同也颇感泄气，一时无语。直待看到鲁迅终日抄录的古碑时，终爆发出“研究的质问”：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 又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鲁迅当即想到：“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长期自我麻醉的鲁迅依然感受到了《新青年》此时如空中挥拳般的寂寞和悲哀，因这寂寞和悲哀似曾相识：10年前的夏天，在东京留学界冷淡的空气中，周氏兄弟和许寿裳等也曾热心筹备创办同人杂志《新生》，“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 《新生》夭折了，文学启蒙的好梦未尝经验就破灭了。鲁迅于是深味“叫喊于生人中 ，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寂寞和悲哀。

《呐喊·自序》中记述了鲁迅和钱玄同那段著名的关于“铁屋子”的争辩：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来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了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虽然自有别的确信，鲁迅还是被钱玄同激烈所指的“不能说决没有”的希望说动了心，加之刘半农也在一旁盛情邀约、敦促，鲁迅终于答应也作些文章，正式加入《新青年》阵营。既然不能摆脱绝望与虚妄，又未免想要呐喊几声，那就选择苍凉入阵，将两者都肩负起来———这或许就是鲁迅反抗绝望的“不可免避的运命”。

鲁迅于是提笔入阵，但其态度、心境与《新青年》那些激情盈怀、期待甚殷的同人到底是拉开差距的：“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不过是“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为着年青时候曾经刻骨铭心的寂寞和悲哀，也聊慰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故鲁迅在《新青年》的文字，无论小说、诗歌、杂文，始终笼在一层薄薄的“铁屋子”似的灰冷调子里，即便是那如匕首投枪，试图“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论战性文章，也间或散逸出一丝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苍凉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