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伟：长征精神的五大要素和时代价值（2）

（三）独立自主、实事求是长征精神的特色

长征精神，包含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从政治角度看：长征路上，每一次对错误路线的纠正，都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结果。遵义会议在党和红军生死关头，保存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纠正了“左”倾错误，确立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根本上扭转中国革命的危难局面。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摆脱敌人的包围，争取到战略上的主动，并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活动，使党和红军能够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完成伟大的战略转移。从军事角度纵观整个长征过程：放弃湘西，转向贵州；舍弃川西，北上陕甘；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奇寒的夹金山，到达四川西北的懋功地区，与李先念的红四军先头部队会师等，每一个战略方向的调整，每一项战略任务的确定，每一次战斗胜利的取得，都无不与探索、求实和创新精神息息相关。

（四）顾全大局、紧密团结是长征精神的体现

长征精神，包含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红军的团结精神不仅体现在军内，而且体现在民族大团结上。遵义会议后，林伯渠写下“坚持遵义无穷力”“阳光坦荡己无歧”的铿锵诗句，高度赞颂当时全党全军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的精神面貌。在艰辛的长征路上，为了建立新中国这一共同理想，红军官兵团结一致，无坚不摧。干部把口粮让给病号，首长用自己的战马驮运伤员；士兵挺身而出掩护领导同志安全，战士牺牲自己开辟前进道路。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意味着胜利。正是凭借红军官兵这种志同道合、生死与共、血肉相连、大局为重的革命精神，长征最终以红军胜利和敌人失败而告结束。红军在离开江西革命根据地后，很快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杂居区，经过苗、瑶、侗、壮、水、布依、仡佬、纳西、彝、藏、羌、回、东乡、土、裕固等少数民族居住地。语言不通、思维取向不同、习俗隔阂等，给长征中的红军带来许多新的难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面临层出不穷的考验。1934年11月底，红军进入苗族聚居地区时，红军总政治部专门颁布《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要求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的牛，这些措施让红军赢得广大苗族同胞的信任和拥护。1935年初，红军进入凉山彝族聚居区时，特地颁发布告：“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贫民，都是骨肉兄弟。尊重彝人风俗，不动一丝一粟。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当时的红军参谋长刘伯承和彝族头人小叶丹在彝海边饮血结盟，形成彝汉一家乃至56个民族同一家的感人局面。此外，红军还沿途及时发布《对回族人民的宣言》等文告，提出“实现各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红军主张回、藏等各族人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政策。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这些民族政策措施的提出和实施，得到各少数民族的真心支持，扩大了党的民族团结政策的影响。在广西、湖南、贵州、四川、甘肃等省的少数民族同胞主动为红军筹草备粮、侦察敌情、当向导、保护伤员，不少同胞还参加革命队伍。长征的胜利是红军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胜利，也是红军和各族人民的共同胜利。

（五）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是长征精神的内核

长征精神，包含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红军一切为了群众，又紧紧依靠群众。在长征出发时，苏区人民为红军革命事业几乎捐献了一切。在长征途中，红军严格执行纪律，对人民群众的财产秋毫无犯。红军在所到之处，都真心诚意为群众办事，打土豪、分田地，帮助穷苦人翻身解放，广大群众也把红军视为自己的子弟兵，视为穷人的队伍，把红军称为“菩萨兵”。红军坚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赢得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而人民群众也不惜用生命、财产、热情来拥戴红军。红军在长征途中遇到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都是依靠各地群众的帮助得以解决的。红军走到哪里，人民就支持到哪里。长征路，是红军传播和实施群众路线之路；长征路，是结成军民鱼水情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