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来红军长征研究新进展新认识 （3）

通道会议是确定“策略转兵”的开始，黎平会议则是实现“战略转兵”的标志

关于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改变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向贵州进军的战略转兵，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通道转兵，即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立即转兵向西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根据地的主张，命令中央红军西进贵州，实行战略转兵；另一种观点是黎平转兵，认为中央红军从根本上实行战略转兵，是由黎平会议决定的。 

曾景忠撰写的《通道会议研究》一文，利用大量文电材料，对通道会议的背景、内容、性质和作用作了全面考证，认为“飞行会议”即为通道会议，是12月11日夜在通道县的流源举行的，会议既不是军委扩大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笼统称为中央临时会议未尝不可，但更像“三人团”扩大会议。文章指出，通道会议没有实现转兵，不仅因为没有最后放弃中央红军去湘西的打算，而且具体进军方向也没有转换变动，而是继续了过湘江后确定的沿湘桂边西进的部署。但会议决定接受毛泽东西进贵州的主张仍有重大意义。上述考证是确凿的，评价是中肯的。曾长秋撰文《长征初期湘桂黔边“转兵”问题之我见》指出：通道会议是确定“策略转兵”的开始，而黎平会议则是实现“战略转兵”的标志，转兵是一个过程，而且是遵义会议召开必不可少的前提。

巴西会议会址并非在巴西乡，而是在阿西与牙弄之间的阿西茸乡

1935年9月9日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巴西会议，纠正了党内错误的军事路线，化解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此重要的会议，究竟在何处召开？各种党史材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孙果达的《红军长征中巴西会议会址新考》通过相关的回忆录及长征中的电报指出，巴西会议会址并非在巴西乡，而是在阿西与牙弄之间的阿西茸乡。

从社会史和地方史层面扩大了长征研究领域

长征途经十余个省份，给当地社会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变迁，因此将视线下移，从社会史和地方史层面考察长征不失为一个好视角。裴恒涛的《社会变迁视阈下的红军长征与贵州社会》从政治、军事、民间信仰、民族关系及思想文化层面考察了红军长征给贵州带来的变化，是运用社会史与地方史研究方法推进长征研究的重要尝试。除此，王映泰的《红军长征在天水》、杨军的《长征·云南》、张红梅的《红军长征在陇原》、庾新顺的《红军长征过广西纪实》、刘广明的《五岭逶迤腾细浪：红军长征在郴州》、崔乾志的《红色记忆：红军长征在四土》、马正文和司玉国的《将台堡会师》、朱惠芳的《红军长征在汝城》、袁泽光的《中央红军过仁怀》、何飙的《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红原》、周忠瑜和杨发玉的《红军长征在班玛》等论著也将地方史研究方法运用于长征研究中，扩大了研究领域。

长征研究的新特点：新领域、新方法、细节化

近十年长征研究表现出领域有新拓展、运用新方法、更加注重细节等特点，这也为将来的长征研究提示了方向和可能性空间。

一是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一些尚未得到重视或重视不够的议题逐渐进入研究视野，比如长征期间的“密电问题”、西路军问题、扩红问题等，但大多研究史料不够充分，新意不多。随着红军回忆录的大量面市与重版，会有更多的人关注这些尚待深入研究的议题，也会产生越来越多优秀的论著。

二是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彰显了长征研究的广阔空间。近十年来，地方史、社会史、概念史等研究范式逐渐加入长征研究中，民族宗教等问题因为加入了地方元素也呈现出新的生命力。利用逐渐呈现的地方史料等资料，运用社会史、地方史的研究方法，揭示长征对所过之处带来的社会变迁，无疑是将来长征研究一个重要的生长点。

三是细节化研究是长征研究的重要新动向。近十年研究表明，会议、决策、人物的研究仍然是长征研究的重点，相较于以往，这方面研究越来越注重细节的梳理与考证。考察长征落脚点的选择、从领导权力变迁及决策层面去考察遵义会议、还原四渡赤水种种细节等都体现了细节化研究倾向。以往的长征人物研究习惯宏观考察与评述，但近十年学者们更注重微观研究，就某一具体史实入手，推进相关人物研究。相关研究推出了一些新结论，澄清了一些争议，但同时也展现了新的疑点与争论。

（作者分别为中央党校党史部副教授、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