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来红军长征研究新进展新认识 （2）

长征中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有两个重要指标

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长征中毛泽东是如何走向决策中心的。杨炳章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就是此方面论著的代表。该书采取一套新型的理论模式，从“革命理想”到“政治现实”，即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逐步政治化的过程，来解释中共政治策略和权力结构的演变。这一转变与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同步发生，正是此种转变提供了主观精神的力量，加以外部因素的结合，使共产党人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刘志兵、高晓的《从军事到政治：长征中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确立的历史轨迹》也有相似的结论。该文首先界定了判断长征中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确立的两个重要指标：一是毛泽东在党和红军领导工作中是否发挥了主导作用；二是毛泽东的思想和主张是否在党和红军中居于指导地位。据此梳理出长征中毛泽东领导核心确立的历史轨迹：在通道、黎平、猴场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并被采纳；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一系列正确战略战术被肯定；在决定党和红军战略方针、指挥重大战役战斗、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等方面，毛泽东发挥了主导作用。

周恩来之于长征的贡献不言而喻

郭秋琴的《周恩来对红军反“围剿”、长征胜利的卓越贡献》将周恩来对长征贡献归纳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周恩来为长征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为党和红军保护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大批领导骨干。长征初期，周恩来与李德等人作坚决斗争，作出了红军转兵贵州的决定，并对遵义会议的圆满成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胜利会师后，周恩来坚决主张北上，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倾向作斗争。与郭秋琴的宏观考察不同的是，彪晓红、杨飞的《周恩来与红二十五军长征》则从微观视角入手，以红二十五军为考察对象，指出周恩来的指示坚定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决心、明确了长征的方向和目的、支持了红二十五军有关长征决策的制定。

长征人物研究不再局限于宏观概括，而是从细处着眼，以小见大

张闻天在长征中的作用逐渐得到学界的重视。程中原的《毛洛合作与长征胜利》从领导层面对此问题做了宏观和系统的阐释。该书着重叙述了张闻天与毛泽东相互配合、领导红军长征胜利的整个历程，还原了张闻天在长征中的历史作用和重要地位。相较于程中原的宏观考察，一些论文则从具体问题入手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

关于陈云和长征，何立波的《陈云1935年关于红军长征文献的形成、发现及其价值》主要依据陈云在莫斯科遗存的三份讲述长征的文献——《随军西行见闻录》、《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解读了陈云对宣传长征的贡献。罗燕明的《从传奇到真相：陈云1935年在莫斯科的报告纠正了共产国际对长征的认识》指出，正是陈云的这三个文献转变了共产国际对长征的认识，从以前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差距的浪漫认识转变为接近真实的认知。

以往涉及长征时期邓小平的研究多散落于邓小平的传记、自述或战友、女儿的回忆录中，几乎都采用了历史叙述的方式去叙述邓小平的历史贡献，而未能系统深入去探讨邓小平在长征时期的贡献。黄远声的《长征时期邓小平的历史贡献探析》对此进行了尝试，指出作为长征亲历者的邓小平，在长征期间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群众、政治教育等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大众化，对长征最终取得胜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此外，彭德怀、李先念、贾拓夫等人在长征中的贡献也逐渐得到挖掘。相关人物研究不再局限于宏观概括，而是从细处着眼，还原某个具体史实中人物的作用和贡献，以小见大，具有越做越细、越具体的趋势。

从红军长征阶段划分切入阐述俄界会议的重要意义

这几年关于俄界会议的研究逐渐增多。现有的研究较为一致地肯定了俄界会议揭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价值，指出俄界会议挽救了危局，对于保证党中央北上方针的贯彻实施有重大意义。

相较于对俄界会议意义的宏观描述，秦生从红军长征阶段划分切入阐述了俄界会议的重要意义。石仲泉曾将红军长征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第二阶段为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至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前；第三阶段为从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至9月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前；第四阶段为中央红军从1935年9月到哈达铺至12月瓦窑堡会议前；第五阶段为从1935年12月中央瓦窑堡会议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宁会师。 在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划分上，秦生的《关于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定位与长征阶段划分的商榷》一文则认为，石仲泉的划分割裂了事物发展的有机联系，以哈达铺为界划分第三阶段与第四阶段是缺乏代表性的，因为中央红军单独北上后，党中央改变了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制定的川陕甘计划，经过了俄界会议提出新的方针、哈达铺明确前进方向、榜罗镇会议确定落脚点的过程，完成了“长征的落脚点”新战略方针的制定，这样一个决策过程是渐进发展、有机联系的整体，因此以俄界会议为界划分更为科学合理。石仲泉和秦生见解出现分歧源于二人对俄界会议的重要性有不同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