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服从中国革命大局——团结出凝聚力,团结出战斗力
长征中,红军具有高度的全局观念和自我牺牲精神。在困难和危险的时刻,许多部队为了全局,自愿作出局部的牺牲。红六军团西征,为中央红军长征争取了时间,探明了道路。红二、红六军团转战湘西,红四方面军举行嘉陵江战役,与中央红军转战云贵川互相呼应,使国民党军疲于奔命。
从1934年11月29日到12月1日凌晨,中央红军血战湘江,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34师、红三军团第6师第18团及红八军团的部分兵力为了掩护主力红军及中央纵队力过江,被国民党军队阻隔在湘江东岸,大部壮烈牺牲。
中共中央把各路红军的团结作为一项重要的纪律,团结出凝聚力,团结出战斗力。开始,长征是从各个根据地先后出发,相对独立进行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各个根据地红军部队的作风习惯等不尽相同,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着共同的政治基础和革命目标,各路红军实行了密切的战略协同和配合,使国民党军顾此失彼,分散了敌人的兵力。
1936年6月18日,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今小金)地区,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宣告了蒋介石分割各路红军,各个消灭的计划的破产。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10多万人,其中红一方面军3万多人,红四方面军8万多人,实力大大增强,当务之急是明确主攻方向,确定战略方针。有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形势是比较有利的。然而此时,张国焘竟将实力较强的红四方面军视为自己向中央伸手要权的资本。出于对全局的把握和对敌情及川西地区人口、地理、经济、民族情况的分析,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放弃原定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提出了北上川陕甘的方针。但是围绕战略方针,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
中共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在战略方针上的分歧,是关系到党、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党中央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持北上,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胜利地完成了长征。
三支主力红军会合后,红军虽然只剩下几万人,但这些经过千锤百炼后保存下来的力量,是党和红军的极为宝贵的精华,成为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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