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体制改革偏离正确方向,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失去了制度支撑
辩证地看,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是在特定时代条件下形成的,这种体制在初期是基本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体制弊端日益显现,尽管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尝试改革这种体制,但是因为没能找准 “病根”,开出的“药方”自然也就不能解决问题,以致问题越积越多,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障碍。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从解决国家面临的危机、推动国家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但这一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戈尔巴乔夫有意混淆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体制的区别,认为改革就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改造,就是要从权势官僚体制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过渡。
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各种反党势力集结起来,使改革的方向进一步转变。一是思想理论界借全盘否定斯大林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倾向占了上风。从否定大清洗运动到否定社会主义工业化,乃至到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把历经千辛万苦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称为“变形的社会主义” “异化的社会主义”,抛出 “苏联历史上还没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等种种论调。二是各种反党“非正式组织”迅速发展,削弱直至否定苏共的领导。1987年底,各类“非正式组织”3万多个,到1989年2月,发展到了6万多个,成员有一部分是共产党员。尤其是“跨地区代表团”的成立,标志着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在苏联议会中出现,非正式组织的发展已经不可遏制,苏共走向了分裂的不归路。三是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崛起,苏联最终走向解体。波罗的海三国以及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的群众性组织,利用民族情绪鼓吹民族独立,反苏反共。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民族冲突也愈演愈烈,局势日渐失控,苏联走向解体。四是在党内外激进势力的联合推动下,权力的中心从党转移到了苏维埃,取消了党对国家机关工作的领导和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职能,党的方针政策只能靠政治思想的影响和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党员来贯彻执行。从明确反对多党制到逐步被迫承认多党制,苏共的领导地位发生了根本动摇并最终彻底丧失。
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强大动力,通过深化改革释放活力,能够更好地发挥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坚决抵御资本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不动摇,必须要搞清楚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等问题,绝对不能为任何外部势力的企图所绑架,更不能为赢取别有用心者的掌声而拿改革做交易,确保改革始终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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