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孝道与现代孝道

每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要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我们民族给出的答案是“导民以孝，以孝侍亲”，以孝文化作为解决养老问题的思想基础。面对今日中国“银发社会”浪潮到来之挑战，应着力推动传统孝道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现代孝道筑强我国养老保障制度。

传统孝道以养老敬老为基本要求

传统孝道主张养老敬老。孝老敬亲是中国人伦道德的根本，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伦理思想资源。

⒈“奉先思孝”、善事父母，民以敬老为德。

爱敬父母是孝最基本的内容。孝之爱敬，从何而来？《礼记·祭义》有云：“立爱自亲始”，这种“爱人”之情来源于父母与子女的血缘亲情；是一种出自自然人性，发自子女内心的对父母的亲近、敬重。

“善事父母”是孝文化最基本的要求。这首先指“能养之孝”。孔子说：“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要求“事父母，能竭其力”；在“能养之孝”的基础上，孔子又提出“敬亲之孝”。他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即是说如果对父母不是由衷地敬爱，那养父母和养牲畜就没有什么差别。在这里，孔子援“敬”入“孝”，拓宽和升华了孝的内容。那么，怎么才算敬养，怎么才算孝子之行呢？《孝经》中提出来了“五备”：“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也，然后能事其亲。”“五备”的要义在于要将父母放在心上，以诚敬的心情做好“生、养、死、葬”中的每一件事。这一点实际上为后世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人文关怀”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⒉“导民以孝，以孝侍亲”，国以敬老为计。

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洪荒年代”有过集体养老。“孝之本宜，恐非限于父母，诸父诸祖亦应善事。”（《金文诂林·卷八》）社会处于一种原始、初级的集体养老的阶段，扶养老人是全氏族成员的共同责任。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养老方式由集体养老逐步转变为家庭养老。这首先是因为，物质生活资料有了相对剩余，私有财产的范围逐渐扩大。这就为人们的“亲亲之私”及养老方式变化提供了客观条件。二是由于婚姻家庭形式发生重要变化。人类社会逐渐步入了父系社会时期，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子女受父母抚育照料并有权继承父母的私有财产，同时子女也须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自此，奉养老人的行为落到了个体家庭之中。这种家庭养老模式，对解决古代中国的养老保障问题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与此同时，孝的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转而以“善事父母”为核心内容。

国家以孝为计破解养老困局。古代国家在弘扬孝道文化来鼓励家庭成为养老主体的同时，也出台了一些优待礼遇老人的制度，包括对孤寡老人和生活困难的老人给予救济帮助。

孝道于全社会的大力推行，培育、酿造了古代中国灿烂的“养老文明”：孝道突出养老为本位，将养老作为家庭的主要职责之一，使老年人可以名正言顺地接受子女的奉养；孝道主张老年人不仅物质上需要帮助，而且精神上要得到慰藉，感情上要有所寄托，从而引导家庭养老实现物质赡养和精神赡养的统一；孝道不断地将养老、敬老的观念赋予家庭养老，使得家庭养老从家庭行为转变为社会规范，短期行为变成世代相继，家庭养老于是不再是可做可不做的问题，而是必须做并且必须做好的问题。孝道由此推动了家庭和谐，社会稳定。

古代中国的“养老文明”彰显了人类破解养老问题的“中国路径”，以及这一路径的先进性。黑格尔曾评价说：中国传统孝文化的核心是敬老养老，这个“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孝行天下，礼义之邦。泱泱之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之林。

开展现代转化，树立现代孝道文化

现在社会的深刻变化，引发了传统孝道现代转化的必要性。首先，生产方式的改变引发家庭关系变化。我国古代社会以农业生产为基本生产方式，春种夏管，秋收冬藏，处理生产生活中的问题主要靠经验，而人越老所掌握的知识越多，越值得社会尊重，故而老人在家庭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但在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的现代社会，当晚辈的知识结构、资源财富、权力地位都超越长辈时，他们在家庭中的“话语权”便会加大，而老人们的地位难免会“边缘化”。其次，民主政治取代封建孝治。在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为要求臣子对自己尽“忠”而鼓吹百姓们行“孝”，“忠孝”也成为当时最高的道德评价标准。而在当今社会中，古时的“父母官”变成了当今的“人民公仆”；那时的“子民”“草民”，而今变成了“公民”“国家的主人”；执政党的理念，也转变为各级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三，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与政治冲击，使孝道文化基础大为动摇。孝道观念被严重扭曲，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混乱，形成了几代人思想上的误区与断层。再就是生存及养老的压力增大。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生存压力增大，子女对父母尽孝的难度提高。大多数家庭人口的“421”倒金字塔结构，使得子女在赡养父母的问题上常常有心无力。凡此种种因素，使得孝道传统日渐失去昔日的约束力，子女们对父母不尽赡养之义务，老而无养，养而不敬的现象屡见不鲜。不少子女在老人还有一点利用价值时，一味索要，无度“啃老”；而老人一旦年高体衰，便视为累赘，甚至虐待、遗弃，种种不孝行为令人发指。曾经风光无限的传统孝道，如今已是面目全非，只是靠着历史的惯性而踉跄而行。

尽管如此，孝道文化仍然有其存在的理由。一是情感基础。“养”和“敬”源自人性天良善心，出自人类敬老扶弱本性。对这些曾经给自己以“身体发肤”，并为后代耗尽生命能量的至亲，报以爱情，予以养敬，是理所当然的选择，是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可以说，只要人类亲子关系存在，那么，这种珍贵的感情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二是群众基础。古往今来，孝道文化在国人的心中，具有最重的分量。从小到大，由愚而聪，孝道文化在中国人的身上留下了最深的烙印，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中国人的特征、中国的国民文化。中国“人不能不讲孝，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笃认孝理，愿当孝子，中华民族就是讲孝的民族。”三是政治基础。经历了文革之后的理性反思，党和政府看到了孝道文化被错误批判而带来的恶果，认识到了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并鼓励子女对父母的孝；法律层面上，国家也规定了子女有着赡养父母的义务。这些做法，都有利于孝道文化的延续。

欲使传统孝道能在今天生存发展，并且对现代生活产生其应有的规范与指导作用，就必须对其进行现代转化，使其融入现代生活，走进现代人的心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传统孝道必须实现创造性转化。它既应该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样的孝道文化有如下主要内容和特点：

一是克服异化，实现“义务对称”，体现平等性。在传统社会，“子孝”往往被特别推崇，极致时期更是被说成是“父为子纲”，发展为愚孝，并走向极端；而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却常常看到的是父辈的“慈”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简直是给儿子当“孝子”，但是子辈对父母的回报则少得可怜。这两种异化倾向都是偏颇的、有害的。现代孝文化应该是强调“孝”与“慈”相辅相成，义务对称；强调两代人平等、自由、民主相处。

二是合乎情理，做到自律自觉，体现自觉性。传统社会中，子女对父母尽孝是受到诸多外界条件制约的，常常是机械的、被动的。而现代由于社会进步，人们独立自主的倾向和自我意识逐步增强，所以子女对父母的“孝”应出于挚爱，基于情感，自律自觉，自愿做出孝敬父母的行为。

三是把握需求，兼顾养心养身，体现情感性。老人们幸福的晚年生活不仅决定于物质生活上的丰富，还有赖于精神生活的富足。现代社会的老人与旧时相比，其需求不尽相同。古时老人更需要子女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而现在老人的经济能力增强了，可以从社会购买服务来料理生活，对子女的需求更多是精神层面的。这种来自与儿女交流的亲情体贴，可以使父母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是单纯的生活物质供给所不能替代的；还有要尽可能满足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愿望，因为对中国老人来说，对家庭的精神要求比什么都重要。这里有他创业的成果，是他精神的家园，寄托着他全部的生命和希望，中国老人的生命和家庭早已经连为一体无法分离。他们一旦被迫离开这个熟悉的环境，无异于像将一棵老树连根拔移。所以，我们不应该擅动老人们的“精神家园”，要尽可能让他们心有归依。情感性是孝道文化的精髓，应特别注意发挥其优势作用。

四是互助互利共享，体现时代性。孝道文化在根本上是调整代际关系的道德规范，它应成为调整青老关系、缓解社会矛盾的良好黏合剂。青年一代是国家、民族的未来，应获取相应的公共资源，同时要尊敬、爱护老人；老年人曾经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当他们年老之时，也有权利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还要在受到他人尊重的同时，保持自尊自重。青老两代的机会和权利，只有不同时段的各自侧重，并无任何一方的独占或舍弃。这样，经过对孝道文化进行现代性阐释，它才能完成从古代传统到现代规范的转变，达到传统与现代互补互动的效果，使传统孝道在超越自我中获得新的生命力与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