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援助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建议

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的影响力大幅提高。随着对外援助规模扩大和国际地位变化，以及世界对中国期望的提高，我国对外援助政策也需要相应调整。“十三五”时期，我国应秉持正确义利观，在保持自身政策优势的同时，调整改革援外模式，以更好实现外交目的、大国责任和商业利益的统一。

我国援外新形势

我国援外持续发展，其规模、内涵和涉足的领域明显扩展。一是援助金额迅猛增长。根据《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截至2009年底，我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2562.9亿元人民币，而2010年至2012年，我国对外援助金额已达893.4亿元人民币，占此前我国数十年援助总额的1/3强。这表明近年我国对外援助明显提速。二是援助手段和项目增多。由传统的项目建设、提供实物和派遣专家等，延伸到多种金融援助、技术援助、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派遣援外医疗队和志愿者、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减免受援国债务等。近年来又陆续增加一批新的援助项目，如2010年我国在贝宁、莫桑比克、老挝等国援建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2003年起在亚、非多国启动的“光明行”医疗卫生项目。三是参与主体更加多元。我国援外主体已经由政府向企业、个人、民间组织等拓展。

受援国对我国援助的要求更加多样化。首先，受援国对我国经济的重要性显著提升。中国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贸易额占中方的比例从2000年的50%降为2013年的34%，而同期作为我国受援国主体的发展中国家占比则从23%增至50%。2013年我国与前者的贸易总额为1.4万亿美元，与后者的贸易总额达2万亿美元。广大受援国不仅是我国海外能源、矿产资源的主要供应地，还成为我国企业、产品与投资流向的新兴地。以非洲为例，目前我国对非各种投资存量累计达1000亿美元。其次，受援国对我国的期待和要求提高。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甚至将我国视为“发达国家”，赞比亚、安哥拉等大批受援国要求我国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认为我国援外支出占GDP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过低。在经济援助之外，苏丹、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国还明确表示愿意学习我国治国理政经验，要求我国增加对其党政官员培训和执政技能援助。

我国与其他援助国的相互影响增多。其一，我国对传统及新兴援助国的影响加大。我国经济增长和减贫经验受到广泛认可，2009年起，“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和中方成立共同研究小组，旨在吸收中国经验，近年，中美亦将援助非洲问题纳入“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在南南合作大背景下，我国推动新兴国家突破西方主导的援助理论体系和实践范式，如2014年7月“金砖国家”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重点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二，传统援助国希望借助国际规则“规范”我国外援。西方长期坚持“民主援助”，世界银行宣扬“没有民主就没有发展”，美、欧频繁批评我国“不干涉内政”的援外模式，将中非经济问题政治化，发展问题意识形态化。其三，我国参与多边发展援助增多。以经合组织（OECD）为代表的国际发展援助机构经验丰富，值得我国借鉴，我国援外的多边色彩不断增加。如我国多次参与经合组织主办的援助问题高层论坛，参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制定和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