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 ：清谈误国（4）

刘伶。《世说新语•任诞类》云：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

则刘伶亦不过有托而逃，藉此表示不与司马氏合作而已。这与阮籍的苟全性命，同时老庄自然之旨。乐广以为“名教中自有乐地”，非笑此类行为，（见《世说新语•德行类》）“王平子、胡母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条及《晋书》四三《乐广传》）足证当时刘伶的放纵，出于他主张的自然之说。

阮咸。《晋书》四九《阮籍传》附《咸传》略云：

“咸任达不拘，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当世礼法者讥其所为。居母丧，纵情越礼，素幸姑之婢。姑当归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从去。时方有客咸闻之，遽借客马追婢，既及，与婢累骑而还（参《世说新语•任诞类》“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条）。”

考《世说新语•任诞类》“阮仲容步兵居道南”条刘注引《竹林七贤论》云：

“诸阮前世皆儒学，善居室，惟咸一家尚道弃事，好酒而贫。”

所谓“儒学”，即遵行名教之意；所谓“尚道”，即崇尚自然之意。阮咸“尚道弃事”，“纵情越礼，素幸姑之婢”，足证阮咸也是主张自然之说的人物。

据上引史料，可见自然与名教不同，本不能合一。魏末名士其初原为主张自然，高隐避世的人，至少对于司马氏的创业，不是积极赞助。然其中如山涛、王氏戎、衍兄弟，又自不同。像山涛，原是司马氏的姻戚。（山涛为司马懿妻张氏的中表亲，见《晋书》四三《山涛传》）其人虽曾“好老庄，与嵇康善”，（《世说新语•政事类》“山公以器重朝望”条刘注引庾预《晋书》）但后来终于依附司马氏，佐成亡魏成晋之业。王戎、王衍既与晋室开国元勋王祥为同族，王戎父王浑、王衍父王义又都是司马氏的党与，家世遗传与环境熏习都足以使他们站到司马氏一边，致身通显。而他们早年本崇尚自然，栖隐不仕，后忽变节，立人之朝，位至宰执，势必不能不利用一已有的旧说或发明一种新说，以辩护其立场。这就是名教与自然相同之说的由来。此说意谓自然为体，名教为用，自然为名教之本。如袁宏《后汉记》所云：

“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辩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违使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矣。“（二六献帝初平二年述蔡邕宗庙之议）

既然名教原是取法自然而设，则不独须贵名教，亦当兼明自然。有了此说，如山涛、王戎、王衍之辈，自可兼尊显的达官与清高的名士于一身，既享朝廷的富贵，仍存林下的风流，而无所惭忌。这是历史上名利并收的最显著的例子。由此可知名教与自然相同之说之所以成为清谈的核心，原有其政治上的实际功用。

如果是林泉隐逸清谈玄理，则纵使无益于国计民生，也不致误国。清谈误国，正因在朝廷执政即负有最大责任的达官，崇尚虚无，口谈玄远，不屑综理世务之故。

《世说新语•轻诋类》桓公入洛条云：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王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尔对曰:‘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

袁虎不知桓温所以说王衍等人要负神州陆沉的责任，是因为王衍等那些负有最大责任的达官，崇尚虚无，不以国事为务。同书同类同条刘注引《八王故事》云：

“夷甫虽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婴，当世化之，羞言名教，自台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遗事为高，四海尚宁，而识者知其将乱。”

同书同类同条刘注引《晋阳秋》云：

“夷甫将为石勒所杀，谓人曰：‘吾等若不祖尚浮虚，不至于此。’”

《晋书》四三《王戎传》附《王衍传》略云：

“衍自说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劝（石）勒称尊号。勒怒曰：‘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使人夜排墙填杀之。”

王衍与王戎一样，是主张名教与自然“将无同”的人物。刘注引《八王故事》等书说他“羞言名教”，“祖尚浮虚”，是说他主张自然为名教之本。王衍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位居台司，而存林下风流。“不以事物自婴”，并由此博得四海美名。在他的影响下，自台郎以降，也都“雅崇拱默，以遗事为高”。这就必然要误国。王衍在临死之前所说“吾等若不祖尚浮虚，不免于此”，表示他自己也觉察到了这个问题。

王衍死于宁平，宁平之难，死者数十万，西晋仅有的力量完全丧失，终至灭亡，《元和郡县图志》七《河南道三》毫州真源县条云：

“宁平故城在县西南五十五里，汉县地。晋永嘉五年，东海王越自阳城率甲士四万死于项，秘不发丧，石勒兵追之，及宁平城，焚越尸于此，数万众敛手受害，尸积如山，王夷甫亦遇害。”

《晋书》五九《东海王越传》略云：

“永嘉五年薨于项，秘不发丧，以襄阳王范为大将军，统其众，还葬东海。石勒追及于苦县宁平城，将军钱端出兵距勒，战死，军溃。勒命焚越枢曰：‘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报天地。于是数十万众，勒以骑围而射之，相践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王弥弟璋焚其余众，并食之。”

清谈误国是西晋灭亡的原因之一。那时候的西晋官场是，一面奢谈名教与自然“将无同”，一面穷极奢侈享受，名士与高官合为一体，而变乱就在这种风气中孕育。此风不到西晋最后灭亡，不能终止。

(摘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该书是万绳楠先生1947至1948年在北平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听陈寅恪师讲课时的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