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治理，中国领导人的历史任务（3）

全球治理，中国不能满足于独善其身

快速崛起的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导性大国之一。自2012年习近平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中央放射出强烈的光芒，可谓气场十足。连习近平也形象地把中国的发展体量比喻成“大块头”。

快速膨胀的“大块头”将如何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换句话说，中国这样的“大块头”会不会像过去的列强那样，走上“国强必霸”的道路，唯我独尊，欺凌弱小，对别国要求“严守本分”，对自己则“网开一面”，完全不顾他国感受？

妖魔化中国一时间成为一种国际时尚，“中国威胁论”也成为西方的流行语。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参与进了揶揄中国的大合唱，语带讥讽地称中国为“800磅大猩猩”，暗批中国不安分，高兴怎么干就怎么干，横冲直撞，不可理喻。

对于射向中国的种种“明枪暗箭”，中国人普遍感到愤怒与不解。因为中国的发展靠的是勤劳致富，没有侵占一寸殖民地，也没有掳掠黑奴，更没有发动掠夺战争，可以说中国的发展史最清白、最正当，也最有说服力。

但只有胜利者才能不受谴责。中国要过当下的“挨骂关”，首先要依靠中国改革的成功，只有骄人的发展业绩才能让嫉妒者闭口无言。其次，中国还要运用自己的智慧，提出让国际社会心悦诚服的全球治理方案，倡导新的全球治理观，承担起改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责任，这是大国崛起不容回避的课题，也是大国对于世界不容推托的责任。

法国杰出的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曾经精辟地分析过大国与小国的不同：“小国的目标是国民自由、富足、幸福地生活，而大国则命定要创造伟大和永恒，同时承担责任与痛苦。”

当前的人类历史已经发展到“大国责任时代”，如果中国重蹈大国霸权的覆辙，那将是全人类的灾难；如果中国重回封闭僵化的老路，那将是走上一条死路。无论如何，身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除了勇敢前行，别无他途。

近两百年来，中国对参与全球治理经历了拒绝、期盼、受挫、抵触到深度参与的曲折过程，历史和现实充分说明，主动参与是上策，建设性参与最稳妥，回避或鲁莽破坏是自毁长城。

对此，习近平深刻地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把维护我国利益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不仅要看到我国发展对世界的要求，也要看到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生前曾这样评价中国未来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的意义：西方在经济和技术上影响和征服了全球，但是却留下了政治上的民族国家林立世界的超级难题，这个政治真空将由中华文明来补足。而只有中华文明，才能真正给予世界永久的和平。

汤因比为未来人类社会开出的药方不是武力和军事，不是民主和选举，不是西方的霸权，而是文化引领世界，这个文化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汤因比最终的论点是：一个历史上一直是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为取向的天下文明，也将在21世纪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

事实证明，中国已经是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中国在维护联合国权威方面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是世界经济复苏主要的发动机之一（与美国并驾齐驱）；中国还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资本输出国，是非洲最大的援助国，也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落后地位的主要政治经济依靠。中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天下情怀，“达则兼济天下”“四海一家”“民胞物与”“厚往薄来”“怀柔为上”“为万世开太平”等富有启示意义的天下治理思想均源自中国；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具国际治理经验的国家，其主导的东亚秩序维护了长达两千年的地区稳定和平。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被称为“发现新大陆”之后，全球最大的发展构想。

中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不仅是中国的内需，也是世界的刚需，必须激流勇进。

戴高乐曾经说过，“没有了伟大，就没有了法国”。

同理，如果中国失去伟大理想和济世情怀，抛弃“环球同此凉热”的价值追求，中国也将不可避免地堕落成二流三流国家。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会被国际社会尊重，只会被历史的滚滚洪流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