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理海：用兵以得民为先（2）

（二）

80年前红军选择了长征，就意味着几乎是向死而生。问题在于，红军这样的选择，为什么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一路同行？换言之，红军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为什么牢不可破？今天回过头来看，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红军北上抗日，拯救民族危亡，把中华民族复兴的重任扛在肩上！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毛泽东用诗的语言表达了红军北上进军、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的战略目标和决心。历史也作了这样的记载：1934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1934年11月红25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鲁迅先生得知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向延安的党中央拍去祝贺电报：“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等率领红军高举抗日先锋军的旗帜，1936年2月跨过黃河实施东征……

几乎可以这样说，万里长征路，红军走到哪里，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就宣传到哪里。这在增强自身凝聚力的同时，也感召和吸引着一切心向往之的人们：像小活佛天宝、原国民党贵州军政府总理和黔军司令部秘书长周素园等有识之士和贫苦大众一起，千方百计帮助红军或加入红军行列……

红军长征的方向，是劳苦大众解放的方向，是中华民族解放的方向。在北上抗日、拯救民族危亡战略目标下凝结起来的军民关系，必然是最广泛的、最牢固的军民关系。

自古以来，“军”自“民”来，军民之间从来不断必然的军民关系。但来自民众的军队并不必然成为人民军队，必然的军民关系也并不必然是军民鱼水关系。如果来自民众的军队是奔着升官发财而去，那它一定不是人民的军队，甚至是压榨人民的军队，遑论军民鱼水关系？如果来自民众的军队是为着人民翻身解放、为民族独立解放而牺牲奋斗，那它一定是人民的军队。长征途中，红军之所以能同人民群众结成牢不可破的鱼水关系，说到底是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宗旨决定的。是的，性质、宗旨，而我军的性质宗旨，不正是红军与人民群众鱼水一家亲的军民关系的最高理论表达么？

（三）

长征途中，严明的纪律始终是红军与人民群众结成和保持鱼水关系的重要保障。长征开始时，党和红军的领导机关就为红军规定了明确的行军纪律，要求每个官兵：“绝对服从命令，严守纪律，不强买，不乱打土豪，不侵犯群众利益，与群众发生亲密关系。严厉处罚破坏纪律、违反阶级路线的分子，每连队宣传队布置时，应实行进出宣传与检查纪律。”

时任红二军团六师政委廖汉生回忆：“长征途中，二军团六师十六团第二连在一个牛圈里挖到一大缸青稞。指导员钱治安在牛圈旁召开了党支部会议，讨论怎么处理。吃吧，怕主人家回来有误解；不吃吧，部队正饿着肚子。经过一番讨论，最后形成决议，取出粮食，放入银元，并留下一张字条，郑重地署明‘中国工农红军二连’”。

1935年2月，红军长征到达四川古蔺县境时，朱德向毛泽东讲起两件红军遵纪的事例：一是红军路过该地桔林时秋毫无犯，一是红军战士挖了群众萝卜后塞进铜元为酬金。毛泽东感慨地说：“宋史言，岳飞军‘饿死不掳掠，冻死不拆屋’。我们朱毛红军在井冈山是这样，到了总司令的四川家乡也是这样。”对此，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1935年3月6日，蒋介石致电四川军阀刘湘、潘文华：“据报朱毛匪部窜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又到叙永时捉团总四人，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余均释放。”蒋介石要求刘湘、潘文华整顿军队、民团，制止腐败，以抵消红军在各族群众中的影响，但这无异于缘木求鱼。

当然，长征途中在个别红军部队和人员身上，也曾发生过违反群众纪律、破坏军民关系的事情，但都受到严厉惩处。1935年7月，在四川毛尔盖地区，红军某部司号员贺敏仁（贺子珍之弟）擅自进入喇嘛寺，并拿走藏民若干银元。红军师部获知确实情况后，为严肃军纪，下令将贺枪毙。贺子珍后来说：“我也要用红军的纪律约束自己，也要用红军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

严明的群众纪律是军民鱼水关系的守护神。敬畏纪律，秋毫不犯；执纪从严，人人平等，没有“特殊”，这是红军不同于“白军”的根本区别之一，是红军赢得人民群众喜爱和支持的重要原因。

（四）

历史不可重来，传承下来的是文化。回望红军长征，不难发现当年军民团结奋斗的一切印迹，走过的路、住过的屋、打过的枪、写下的标语、传颂的故事等都已经成为一种红色文化。

从文化的角度看，红军长征途中形成的军民鱼水关系，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一直在中华大地传承着。从长征路上的“彝海给盟”到打败“飞机大炮”的“小米加步枪”、解放战争中的小推车、沂蒙奶娘，再到和平建设时期不同形式的“军民共建”和每遇到重大灾害时军民患难与共、共克时艰的动人情景等，都是军民团结、夺取胜利的生动表达。它们处在不同历史情境，却又一脉相承。

从这个意义上说，推动新形势下的军民融合发展，很重要的是有效强化这种情感联结，强化军民团结这一文化传统，并赋予这种传统以新的时代意蕴。比如，在高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融合发展，高科技人才群体的共享等。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要在和平年代进一步强化全社会的军民融合理念和现代国防意识，使军民融合为全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同，从而内化于心、固化于法、外化于行。我们相信，在信息网络化、军用民用技术融合度越来越高的今天，只要我们始终继承和弘扬军民团结的优良传统，军民融合发展必将迎来新的更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