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全面地认识长征史 （2）

●为什么不能把战略转移的原因同作出战略转移的决策混在一起？

过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将进行战略转移的原因同作出战略转移的决策混在一起，不加区别。

其实，这是两个问题，应区别开来。第五次反“围剿”在中央苏区的失败，从主观方面说，无疑要归咎于错误路线。但导致这个结果后怎么办？在当时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死守，与中央苏区共存亡；一是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前者说白了，是死路，不仅国民党军重兵包围，而且苏区内的人、财、物等资源基本耗尽，再也难以支撑一场需要大量兵员和物资的战争。进行战略转移，从理论上说是活路，只要指导思想正确，保存革命力量就能再图发展。这就是俗话说的，“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因此，错误路线的领导使红军遭致严重失败，这是一个问题；在这个危急关头作出战略转移即长征的决定，则是另一个问题。对前者要否定，对后者要肯定。不能因为否定前者，就不作分析地认为：在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作出战略转移的决定也是错误的。

●为什么说长征出发地是多元的？

这些年开展红色旅游，一些地方争着打“长征出发地”牌，对红军长征出发地的争论愈趋激烈。我在考察红军长征路后，形成了“长征出发地的多元论”概念，即各路红军长征都有自己的出发地，属于不同层面的出发地也不止一个。比如，就中央红军言，瑞金是中央首脑机关的长征出发地，带有标志意义；于都是中央首脑机关和红军主力四个军团的集结出发地。还有红军部队从其他地方直接出发作战略转移进行长征的，如红九军团就是从会昌出发的，因而也是长征出发地。属于这个层面的出发地，还有石城、长汀、兴国、宁化等县。讲红军长征出发地的多元性，并不等于说红军战斗过的地方都是长征出发地。其定位标准，就中央红军而言，大体以1934年10月7日中革军委下达撤离战斗前线到集结地的情况来确定。各部队接到命令时所撤离的那个地方，均可视为长征出发地。上述所列，还只是中央红军的长征出发地。长征既然是“3＋1”的长征，其他红军长征还有各自的出发地，如红二、六军团在湖南桑植，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苍溪，红二十五军在河南罗山等。因此，红军长征出发地不只有唯一的一个，而是多元的。

●如何深入理解长征的基本内涵？

红军长征的内涵很丰富，它不简单地是突围、转战、打仗等，应包括三个方面的严峻斗争：

第一个方面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大搏斗。中央红军以湘江战役、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为惊心动魄。红四方面军以嘉陵江战役、名山百丈关战役和甘南的“岷（县）、临（潭）、舟（曲）战役”最为激烈。红二方面军的战斗以在云贵高原转战乌蒙山的大迂回作战和在陇南的“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最为著名。红二十五军以在河南方城独树镇和甘肃泾川王母宫塬的血战最为艰险。

第二个方面是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搏击中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有尖锐斗争。这个方面包括两个内容，突出地表现在两个系列会议上：一是与博古、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以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最为关键；二是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这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两河口会议开始，直到俄界会议，由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党中央同张国焘的直接斗争；二是在红军总部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后在阿坝会议和卓木碉会议上，由以朱德为代表的红军领导人进行的反对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尖锐斗争。

第三个方面是同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的生死博弈。红一方面军以翻越四川宝兴夹金山，红四方面军以翻越四川丹巴至道孚的党岭山，红二方面军以翻越从云南中甸至四川乡城的系列雪山，牺牲的指战员为最多。过草地是长征途中遭遇的最大的艰难险阻。三个方面军都经过了“水草地狱”，牺牲者更多。这三方面的斗争和博弈，构成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

（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