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一次伟大信仰的“路演”（2）

3、长征，用求实谱就的史诗

长征的胜利，是实事求是的胜利。

长征的起步，并非高歌猛进而是被迫突围。诚如周恩来后来的总结，万里长征，就是因为在江西打败了，硬拼消耗，拼到最后挡不住，不得不退出江西。

面对不可预知的转移之路，共产党人却将一次危机四伏的被动撤退，变为一个开创革命新局面的起点；将一段险象环生的艰难跋涉，变成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这里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红军及其领导人选择了独立自主的道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发扬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可以说，长征之路，就是探寻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之路。

对于广昌战役的失败，彭德怀用“崽卖爷田心不痛”，表达了对“左”倾路线的不满。

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介绍，遵义会议以前，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来都是尚方宝剑。中国共产党被强加了“两个百分之百”：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百分之百地忠实于国际路线。两个百分之百，给惨淡经营的苏区和红军几乎带来百分之百的损失……

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湘江之战受重创，死者的鲜血引起了生者的反思。

万里之外的共产国际怎能知道中国红军面临的是怎样的万水千山？一个初来中国的外国人又怎么能够指挥红军与数倍于己的敌人作战？

终于，遵义会议开启了一个新时代。1935年1月，遵义城里，一个20人参加的会议，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因为它决定了一支军队的命运，进而是一个党的命运，最终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北斗在贵州这个地方升起”。王阳明从儒家的教条主义束缚中摆脱出来，而共产党人也在这个地方，从“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伟大的新生在遵义发生。

论及长征的伟大，首先在于它使中国共产党在山穷水尽的时候，被迫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

教条主义者选择送死，而毛泽东选择未知，然后从未知中开辟新生。毛泽东再次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上，用了漫长的3年。这3年，红军损失了90%，苏区几乎丧失了100%。

对正确路线做出选择的，是实践。如果说遵义会议为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属于中国的道路，那么战争就是在这条道路上最好的实践。因为，战争最不容虚假，最能检验一切，最需要符合实际的指挥决策。

四渡赤水、攻克娄山关、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激战腊子口、大胜直罗镇……每一个壮举都惊天地、泣鬼神，每一个胜利都令人叹服、让人叫绝。这些伟大实践的领导者，不再是“洋顾问”李德，而是红军将士自主选择的领袖——毛泽东。

“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重新把舵的毛泽东以一连串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大手笔，以指东击西、形南实北的战略战术，指挥红军呼啸驰骋于黔桂滇陇的万水千山之间。当蒋介石还对着地图上那些复杂迂回的红色线条迷惑不解时，数万红军早已跳出40万敌军的包围圈。

关于巧渡金沙江一役，后来的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写道：“毛泽东对蒋介石再次上演声东击西，而蒋介石则像巴甫洛夫训练出来习惯于条件反射的狗一样，毛泽东要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

“吓死滇军、拖死湘军、脚踏川军、打倒中央军，英雄是红军！”毛泽东军事思想显现威力。

凡胜战之师都是以自己的方式击败敌人。长征，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整个中国革命战争全局范围内得到检验与公认，提供了广阔舞台。正是通过长征，全党全军真正认识和理解了毛泽东及其军事思想，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全局上的指导地位。

再举一例。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时人数不但未减，反而增加。与其说这是个传奇，不如说是实事求是的法宝在起作用。事实上，红25军的胜利，就在于能自觉分析形势，独立自主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定。这完全符合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从而为中国革命胜利起到独特作用。

从80年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一代代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在这条道路上坚定地前行——他们的脚下都刻着这样一行大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艰苦创业。

4、长征，包含无敌密码的奇迹

长征的胜利，是团结友爱的胜利。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长征，是一部充溢着团结统一、患难与共的活剧。面对敌人的追杀、斗争的残酷、环境的考验，如果没有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是很难夺取胜利的。

世界上不曾有过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队伍：官兵军装是一样的，头上的红星是一样的，牺牲时的姿态也是一样的。他们每一个人，自加入红军起便情同手足，生死相依。他们没有私人财产的概念，官兵负伤后必须留在当地百姓家，临别前，战友们都把自己积攒的仅有的铜板塞在伤员被子里，他们希望革命胜利后战友不但活着而且还能归队。

红一方面军在翻越雪山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长途跋涉的一方面军将士几乎都是衣衫褴褛、骨瘦如柴，四方面军准备了大量的粮食衣物迎接一方面军。在整个长征中，红军上下之间、官兵之间、军民之间，无时不体现着同甘苦、共患难、心连心的同志情、战友爱。正是这种团结，从整体上大大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

在历时两年的长征中，党的领袖和红军各级指挥员始终与普通士兵同甘共苦，真正达到了官兵一致。

毛泽东除了几个星期生病以外，绝大部分时间里和普通战士一样在步行；他的夫人贺子珍，为抢救战友一次就负伤17处，去世的时候身上还有未取出的弹片。朱德总司令多次把伤兵扶上自己的战马，自己却徒步前进；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连续为一位生病的红小鬼陈伢子找来4匹马骑着走，当第4匹马也倒下时，他又找来第5匹马；红6师师长贺炳炎右臂重伤截肢，不但让出坐骑给伤病员骑，还把缰绳套在断臂上为伤病员牵马引路。红军指战员内部之团结、士气之旺盛，为当时国内外任何军队所不及。

那个冻死的军需处长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其实，长征路上，有无数个“军需处长”，为了战友生，宁愿自己死。

红3军团1个连有9名炊事员先后饿死，这个连的其他战士却无一人因饥饿而倒下。

一位女兵，在一次渡河中，为了战友的安全，她松开了马尾巴，被激流卷走。

炸弹袭来，红四方面军31军被服厂8岁的小红军苏力得救了，而趴在她身上、不知名的红军大姐却壮烈了。

在茫茫草地中担任收容任务的部队，接到一个特殊的命令：遇到倒下的官兵时，一定要掀开盖在他们脸上的草看一看，因为这些负伤、生病或是饿得走不动的红军官兵，往往是为了不拖累队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草把自己的脸盖上。

一位红军女战士曾回忆她在过草地时见到的感人一幕：有的趴在泥水中，伸开的手掌心里还攥着几十粒青稞，临死都舍不得吃上最后一口；有的赤身裸体像是沉睡在路旁，身边却叠放着脱下的衣物，泥地上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送给缺衣的战友。

有血才有花。正是这些可爱的红军战士，为革命胜利开出了一朵朵“绚丽的血红的花”。

长征，是一条凝结战友生死深情的道路。今天很多战士讲：“我愿跟着连长上战场，我愿为连长挡子弹。”这种“我愿意”的力量，背后是团结友爱的传承，是红色基因的赓续，包含着中国革命成功的密码。

“不爱征戎儿，岂可执帅印”，这是历史对现实的告诫；“一块过、一块苦、一块干”，这是红军对红军传人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