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赶考”，历史关口风高浪急（2）

时空坐标下的中国改革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全世界的观察家都注意到，中国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国还是联合国创始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但是，中国又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位居世界80位之后，仍然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其内部不同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巨大，自然资源环境承载量也已达到极限，同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富先老国家。中国将实现全面小康与全面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时间锁定在2021年与2049年，这就意味着中国将西方世界近500年来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压缩到100年内完成，同步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制度现代化，剩下的时间十分紧迫。

在西方历史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卡夫丁峡谷”（Caudine Forks）理论。公元前321年，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罗马军队，并迫使罗马战俘从峡谷中用长矛架起的形似城门的“牛轭”下通过，借以羞辱战败的罗马军队。后来，人们就以“卡夫丁峡谷”来比喻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关口，并引申为人们在谋求发展时所遇到的极大的困难和挑战。马克思曾借用此典故，提出资本主义只有顺利通过“卡夫丁峡谷”，才能走上比较平稳的发展道路。

殊不知在东方也有一个历史峡谷理论，即“历史的三峡论”。已故著名华人历史学者、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唐德刚教授认为，中国传统社会要实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就好比长江通过险恶的三峡，必然是艰险万分的，能否渡过这一惊涛骇浪，决定中国能否走上复兴坦途。渡过历史的三峡，“需要极大的耐心和高度的智慧及技巧，稍有不慎，将使得这个进程无限期的延长，这恐怕也是国人所不愿见的”。

中国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进入惊险的“历史三峡”入口，到21世纪上半叶，终于走到“三峡的最惊险处”。一方面，中华民族史无前例地接近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另一方面，中国又面临极为复杂艰巨的挑战，未知的风险前所未有。

众多国际政治大家都承认，21世纪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最大变化将是中国的崛起。早在1997年，世界银行就在其发表的《2020年的中国》中预言，中国在21世纪将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强国。

但谁也不能否认，中国的崛起之路风险巨大、挑战如山。《大国兴衰》的作者保罗·肯尼迪曾明确指出：在当代世界主要大国的竞争中，“中国是一个迟到者，经济最穷且竞争条件最差”。

美国战略分析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详细陈述了中国崛起的困难之大：“任何诸如此类关于‘中央王国’必然复兴而成为主要的全球性大国的预测都存在种种缺陷。……有人不久前就犯过这种错误。他们预言日本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并且预言日本必将成为新的超级大国。……现在，那些声称并且害怕中国必然会成为世界大国的人正在犯着同样的错误。”

布热津斯基等战略分析家认为，中国在21世纪实现和平崛起至少有四大障碍：一是经济能否继续快速增长；二是政治能否稳定；三是即使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从人均来看中国仍然是穷国；四是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十分恶劣，以美国、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岛链同盟”不可能坐视中国崛起，必将给予强力遏制。

对于21世纪特别是第二个十年面临的复杂形势和巨大困难，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也毫不讳言地作出了这样的表述：

同时，必须清醒看到，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对这些困难和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进一步认真加以解决。

比这些困难更加难以把握的考验还包括巨大的安全风险。习近平在主持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曾经集中列举了11个安全方面的风险课题——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这其中既有国土安全问题又有国民安全问题，既有传统安全问题又有非传统安全问题。

站在历史的坐标上看，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改革前行的压力巨大，而且与日俱增。

中国在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解决了许多旧的矛盾和问题，也积累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1993年就曾预言：“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执政者的使命，就是要根据新的世情、国情、党情，有效解决国家和民族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矛盾，克服困难，实现既定目标。执政成功与否，主要也体现在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上。

当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新一届执政团队接过方向舵之后，中国这艘巨轮面临着极为复杂的世情、国情和党情，许多矛盾和问题是前所未有的。总的来看，中国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和矛盾有六个。

一是经济结构转型阵痛，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结构转型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2015年在一次演讲中曾经痛切地指出，1995年我们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后来改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到现在整整20年。这是第九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但是至今没有实现。它的核心就是要转变增长动力，或者实现增长的源泉因素。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核心，就是让中国经济增长从依靠资源消耗和资金投入为主转变为以依靠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提升为主。联合国的研究也发现，中国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强国的转变让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消耗资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曾在报告中提醒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资源的快速枯竭和环境的大范围退化。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希姆·施泰纳在报告中说：“中国经济几十年来的快速增长增加了对国内外自然资源的需求，需求之大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虽然经济增长让不计其数的人摆脱了贫困，但这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环境难题。”随着世界金融危机日益加剧，中国经济三期叠加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造成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经济下行压力急剧增大。如何保持正常区间的经济发展速度，保证全面小康经济增长目标的如期达成，同时缩短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尽快使新的增长动能担当重任，就成为习近平执政团队的头号经济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