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对长征的重要贡献：创建发展西北红军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谱写的英雄史诗，长征的胜利使党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奠基于西北，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开创了中国革命新局面。习仲勋作为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虽然没有亲自参加长征，但他参与创建和发展西北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和反“围剿”作战，有力策应了南方红军的战略转移；参与创建和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历经艰险的党中央和各路红军提供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据地，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和保卫中国革命大本营建立了不朽功勋。

一、创建发展西北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和反“围剿”作战，策应了南方红军的长征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探索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成为党的重要任务，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革命先驱，不畏白色恐怖，置生死于度外，响应党的号召，在西北地区高举工农武装割据的大旗，创建西北红军，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

1932年3月，习仲勋（左一）从事兵运工作时的留影

青年时代的习仲勋，立志要救民于水火。1930年2月，年仅16岁的习仲勋，不顾失去父母双亲的巨大悲痛，冒着深入敌营的巨大危险，遵照中共武字区组织指示，打入国民党长武县国民党部队从事兵运工作。习仲勋利用营委书记的身份在进步士兵中宣传革命，培养骨干，发展秘密党员，建立党组织，肩负起领导兵运工作的主要责任。

两当兵变旧址

1932年4月，乘部队在陕甘两地换防之机，组织发动了著名的“两当兵变”，将暴动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习仲勋担任队委书记。虽然起义部队在北进途中遭遇埋伏，受到挫折，但两当兵变唤醒了甘肃人民的革命意识，播下了革命火种，以此为起点，甘肃境内先后发生了靖远、西华池等十多次武装起义，燃起了革命风暴。

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驻地遗址

1933年3月，受中共陕西省委指派，习仲勋担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特委军委书记，与刘志丹、谢子长等一起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他担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作为党在游击队中的代表，习仲勋指导对20多支游击队进行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彻底整顿。他坚决遣散纪律涣散、成分不纯的人员，开展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建立起政治工作制度，有效提高了游击队的政治、军事素质。 [1]连续取得对国民党军队作战的胜利，使照金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其幅员跨越近百里的广大地区。

1933年8月，习仲勋在照金的陈家坡主持召开陕甘边区党政军联席扩大会议，讨论重新组建主力红军的问题。会议研究决定，要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把抗日义勇军、各地游击队等多个武装力量联合起来，一致行动” [2]，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陈家坡会议后，新组建的陕甘边区红军主力，以崭新的战斗阵容展开游击战争，连续粉碎敌人多次“围剿”， 使陕甘边根据地革命形势获得转机。

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在宫和镇合影

照金失守后，习仲勋带队转战陕甘边。1933年冬天，红军横扫陕甘边的反动武装，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建立起来，从此，以桥山中段为依托的红军游击战争，以烈火燎原之势发展起来了。

1934年2月，国民党调集正规军和各地方民团，对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习仲勋自始至终参与组织指挥了边区反“围剿”斗争和后方生产建设事业。在陕甘边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后，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下，习仲勋仍然留在南梁，组织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了艰苦卓绝的后方反“围剿”斗争。至5月底，陕甘边红军经过大小30多次战斗，歼敌3000余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1934年10月，在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的关键时期，国民党军分六路向陕甘边根据地进攻。边区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临时决定：红军主力再次转入敌后，歼其一路或两路，打乱敌“围剿”计划；少数游击队配合赤卫军留守根据地，与敌周旋。习仲勋仍留守南梁，担负起组织领导保卫根据地和筹集物资支援前线的重任。

1935年春，当中央红军转战云贵川、红四方面军进行强渡嘉陵江作战之时，国民党当局调集陕、豫、晋、宁、甘五省军阀，共四万兵力再次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时称第二次“围剿”。进攻的重点目标是陕甘边根据地所在地南梁。敌人还采取了堡垒战术，沿途构筑碉堡，建立“战略村”，妄图消灭陕甘边区红军。

新成立的中共西北工委决定，集中红军优势兵力，首先打敌高桂滋防线，向南向西发展，使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四十二师第五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作战；第一团在耀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六十一师；第二团对马鸿宾部实施阻击，向甘肃省环县、陕北三边（即定边、靖边、安边）发展；骑兵团相机东进陕西省宜川，积极向韩（城)、合（阳）地区游击；留当地游击队坚持内线武装斗争；暂时放弃南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向洛河川一带转移。

习仲勋领导南梁地区第二路游击队和赤卫军，与敌展开作战，以疑兵之计迷惑对方，并派出小分队袭扰，在老爷岭地区迟滞敌人一个月之久。在国民党军重兵逼进的形势下，按照西北工委的指示，习仲勋组织群众撤离南梁。在撤退时，有组织地坚壁清野，致使国民党军占领南梁后，找不到人也找不到粮食。敌人还贴出告示悬赏捉拿习仲勋等陕甘边区领导人。声称抓到习仲勋赏洋两千块，马两匹。

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西北红军经历大小十余战，连战皆捷，俘敌200余人，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安定、靖边、保安6座县城，使游击区扩大到三十多个县，陕甘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余人，地方游击队扩大到4000余人，把长期分离的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陕甘根据地由此形成。大江南北红色区域遥相呼应，使国民党军在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和“围剿”西北红军中南北不能相顾，兵力分散，客观上减轻了南方红军的压力。

1935年7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继续北上，先头部队抵达毛儿盖，蒋介石判断红军的企图是“越过洮、黄两河，接通‘国际路线’，或由陇中窜向陕北、宁夏，与陕匪合股” 。 [3]所以蒋介石部署新的围堵计划，调集薛岳、胡宗南等部大军，企图将红军围困和消灭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

而这时陕甘苏区蓬勃发展，西北红军英勇作战，吸引了大量国民党军队。阎锡山在绥靖公署及省府纪念周报告中指出“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非赤化……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 。 [4]

面对西北红军的壮大和陕甘根据地的发展，1935年7月，蒋介石又调集东北军七个师，马鸿逵的三个骑兵团连同原参加“围剿”的军队，总兵力达15万人，对陕甘根据地进行“围剿”。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领导苏区军民奋力抵抗国民党军的进攻，在延安、甘泉等地给国民党军以重创。

西北红军的不断壮大和陕甘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恐慌，使国民党调集大量军队对西北红军进行“围剿”。西北红军在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的指挥下进行英勇顽强的反“围剿”作战，牵制了国民党军大量兵力，使其难以集中兵力“围剿”南方红军，在客观上策应了南方红军的战略转移，为长征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