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是历史的选择：长征中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确立的历史轨迹（4）

（二）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其核心领导地位被大多数高级领导人认可

毛泽东早在中央苏区时就被排除在了对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但为什么毛泽东还参加党和红军的高级会议，在遵义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对李德、博古的军事路线提出批评，并且成功地推动了中央的组织调整呢？这要从毛泽东的党内职务说起。毛泽东虽然在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上被剥夺了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指挥权，但所幸的是在1934年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政治局委员。这个党内职务对被剥夺了对党和红军领导指挥权的毛泽东来说意义重大，使他拥有了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权利。如果不是具有政治局委员的身份，毛泽东就没有机会在通道、黎平、猴场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正确建议并被采纳，从而奠定召开遵义会议的思想政治基础，也没有资格参加遵义会议。

1935年1月召开了遵义会议。由于张闻天、王稼祥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中分化出来，周恩来从“最高三人团”中摆脱出来，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同志为常委；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的组织决定使毛泽东进入了中央核心，为其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创造了条件。

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一系列正确战略战术。会上多数人都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并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张闻天认为：“在目前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只有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但实际的结果是，1月18日，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2月5日，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

但是，问题来了！毛泽东为遵义会议结束“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领导做出了突出贡献，其战略战术被中央认可，但为什么由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而不是毛泽东？综合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当事人的回忆，最合理的解释是：这样的安排既有利于团结一些还没有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中转化过来的同志，也有利于与共产国际沟通。

张闻天是当时党内的第二号人物，政治局老常委，又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作风民主，容易共事，既与王明、博古曾经是密友，共产国际信得过，容易被批准；又与毛泽东合作得来，在遵义会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党内威信高，其他人容易认可。而毛泽东性格刚烈，刚进入核心领导层，党内还有对立面，也不容易被共产国际认可，当总书记的条件还不十分成熟。可见，毛泽东对从组织形式上担任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考虑比较全面稳妥，也说明毛泽东要成为全党普遍认可的领袖，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实践检验。而以这种方式进行中央改组和常委分工，最适合毛泽东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这样，遵义会议实现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从局部向全党的重大转变。为什么说是从局部向全党的重大转变呢？因为，过去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从全党来看，这是一个局部，而现在是面向全党。

但此时，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并不稳固，甚至遇到挑战。红军二渡赤水进入遵义城后，经张闻天提议，在遵义成立了一个军委领导下的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1935年3月10日在鸭溪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攻打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会上，大多数人都主张打，只有毛泽东坚持主张不打，并以辞去前敌总指挥的职务力争。但因毛泽东为少数，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并表决撤销了毛泽东担任不到10天的前敌政治委员一职，改由彭德怀暂代。当晚，毛泽东提着马灯去找党内军事行动最后决策者周恩来陈述利弊，希望把作战命令晚一点发。第二天，再次召开会议，大家被毛泽东说服，决定不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趁机向张闻天提议，红军作战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要成立一个小组指挥。3月12日在苟坝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小组”）。这个“三人团”不同于博古、李德、周恩来那个“最高三人团”，这个“三人团”在中央领导下，以周恩来为团长，全权指挥作战。“新三人团”成立使毛泽东的领导核心作用得到加强。从实际看，之后作战指挥的主要意见是毛泽东提出、经周恩来采纳实施的。这样，毛泽东在军事领导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由于部队连续作战，非常疲劳，而且有些战斗，如土城、鲁班场、习水等几次战斗，也没有打好，部队中也产生了一些埋怨情绪，认为疲于奔袭。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认为，红军走“弓背走”，而不走弓弦，“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并给“三人团”写信，要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三人团”的王稼祥也对毛泽东的指挥不理解。为统一思想，根据毛泽东的建议，5月12日在四川会理，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党内和红军中的思想状况，对于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和意见进行批评，研究红军下一步行动计划。会议印发了林彪给“三人团”的信，毛泽东在会上批评林彪说：对于战略战术的问题，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林彪很年轻，1907年出生，1935年时只有28岁。）由于林彪提议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这就把彭德怀也推向了风口浪尖。彭德怀在会上发言，批评林彪的建议，说：“遵义会议才改变了领导人，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周恩来、朱德等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称赞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充分肯定了这一阶段的巨大成绩。会理会议回击了党和红军中部分领导人对毛泽东领导的怀疑，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这样，遵义会议上决定并在会后实现的党中央的组织变动，为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而毛泽东的领导指挥才能也在实践中，被党和红军的大多数高级领导人所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