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禁毁书籍不亚于秦朝？（2）

防《水浒》，防造反

清朝最早提出禁通俗文学作品，是在顺治九年（1652年）。当时清廷颁布禁例：“琐语淫词，及一切滥刻窗艺社稿，通行严禁。违者从重究治。”康熙登基不久后又再次宣告此禁例。所谓“琐语淫词”，指有伤风化的剧本和小说。当时环境尚算宽松，被禁小说仅两本，一是李渔的《无声戏二集》，一是《续金瓶梅》。但前者被禁，多少带点政治色彩，预示着满清政府禁毁小说的真实动机也许并不单纯。

据载，《无声戏二集》在刊刻时，曾得时任浙江左布政使张缙彦的资助。其中有关于张缙彦本人的情节，指李自成攻陷北京时，时任明朝兵部尚书的张“吊死在朝房，为隔壁人救活”，得“不死英雄”赞誉。顺治十七年（1660），御史萧震弹劾张缙彦在小说中自我标榜，张最终遭遇籍没、流徙宁古塔的命运。这张缙彦也是活该，降李自成，降清，活脱脱三姓家奴，既然如此，老老实实就算了，还为自己盖“贞节牌坊”，时常以明朝遗臣自居，清廷自然会对这种沽名钓誉之徒开刀。

《续金瓶梅》的作者是丁耀亢，官方说法是“经查阅该书，虽写有宋金两朝之事，但书内之言辞中仍我大清国之地名，讽喻为宁固塔、鱼皮国等”。

康熙以前禁的都是黄色小说，但在康熙收复台湾后，开始对小说界全面开战。当时，清庭三管齐下，一方面大力推行奴化教育，一方面大肆制造文字狱，另一方面则打着“端风俗、正人心”的旗号，加强对小说的管制。

乾隆十八年（1753年），乾隆下谕，禁止将小说译成满文，理由是满人一向单纯淳朴，小说会把他们教坏。次年，福建道监察御史胡定上奏，目标直指《水浒传》，认为此书“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市井无赖见之，辄慕好汉之名，启效尤之志，爰以聚党逞凶为美事，则《水浒》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奏请将此书焚毁禁绝。

乾隆自己也对《水浒传》很是忌惮，那年初，广东东莞莫信丰和增城王亮臣分别聚众起事。七月，直隶、山西又相继奏报邪教案。乾隆的看法是“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于是，《水浒传》成了“教诱犯法之书”，在全国范围内遭到严禁。这也是清政府第一次明确以“社会动乱根源论”的旗号查禁小说。

乾隆执政后期，教乱、起义此起彼伏，尤其是白莲教起义，纵横数省，使得满清国势转衰。清廷一方面忙于武力镇压，另一方面也加强思想控制，坚持“社会之所以乱，是因为人心败坏；人心败坏，是因为小说误导”这一逻辑不动摇。

嘉庆皇帝坚决继承老爹的遗志，他的目标不仅仅是《水浒》，在谕旨中，他称“更有编造新文，广为传播，大率不外乎草窃奸宄之事”，换言之，重点在于“编造新文”。所谓“新文”，应是那时流行的公案小说，代表作是《施公案》。此书主题虽是断案，但出身绿林的侠客黄天霸是主角之一，后被“招安”，情节逻辑有点像《水浒》。

《水浒》作为以造反为主题的最著名作品，一直难逃被禁命运。咸丰即位时，天地会势力不断扩张，分支不断衍生。咸丰元年（1851年），清廷再度禁止《水浒》，当时湖南大乱，上谕将湖南地区的天地会分支“动乱”与《水浒》直接联系在一起，但谕旨中也暴露了一个问题：仅湖南就有多处坊肆刊刻售卖《水浒》，可见乾隆年间就颁布的禁令并没起到什么作用。

只是咸丰朝要忙活的麻烦事太多，太平天国、英法联军都是威胁祖宗社稷的大敌，朝廷哪里还顾得上禁毁小说？

即使官方真的将禁毁《水浒》落到实处，意义也不会太大，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书越禁越受欢迎，《水浒》是清廷禁止次数最多、禁毁措施最为严厉的书籍，但偏偏也是拥有读者最多的小说。既然有利可图，书坊也甘愿冒风险刊刻，据马蹄疾《水浒书录》的不完全统计，从顺治至同治的231年里，《水浒》的刊印达到22次，可谓越禁越流行。

二是想造反的照样造反，他们的许多行为模式确实模仿小说，但却并非因为读了小说而造反，其根源还是不堪满清统治者的压迫。民国人刘治襄在谈及义和团时曾说：“小说中之有势力者，无过于两大派：一为《封神》、《西游》，侈仙道鬼神之魔法；一为《水浒》、侠义，状英雄草泽之强梁。由此两派思想，浑合制造，乃适为构成义和拳之原质”。陶成章曾在《教会源流考》中写道：“洪门（即天地会）借刘、关、张以结义，故曰桃园义气；欲借山寨以聚众，故又曰梁山泊巢穴；欲豫期圣天子之出世而辅之，以奏扩清之功，故又曰瓦岗寨威风，盖组织此会者，缘迎合中国之下等社会之人心，取《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三书而贯通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