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历史赋予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本身的要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命所系。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和情怀。关心民生疾苦、心系国家命运、传承文化精神,将个体之小我融汇到国家民族之大我中,将短暂之生命融入文化传承的历史长河中,是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精神传统。近代以来,这种精神传统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更加紧密结合在一起。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把唤醒民众、寻求救国真理作为自己的学术追求。从严复的《天演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再到梁启超的《新民说》;从“实业救国论”、“教育救国论”再到“科学救国论”,近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表现出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和为国情怀。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更是将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使命,并以行动投入到时代洪流中。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为民请命的情怀,也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力量。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致力于解释、回答中国革命的问题,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当代中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这是一个需要思想,也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是一个需要理论也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同样,这是一个需要思想家,也一定能够产生思想家的时代。历史上,英国的工业革命催生了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一批划时代的经济学家。法国的启蒙运动和社会革命推动了西方政治哲学的深刻变革,产生了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一批里程碑意义的启蒙思想家。而近代德国在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中,以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为代表的一批哲学家,让德国的思想走在了时代前列。今天的中国,需要一批思想家、理论家,能够用中国理论解释中国奇迹、指导中国实践、构想中国方案提出可靠学术支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担负历史赋予的理论使命,牢固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生命力所在。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源头活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用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丰富发展我们的新理论,用人民群众的智慧为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营养。
实践是理论的先导,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人类思想史上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代表了那个时代人民的心声,哲学社会科学史上的每一次理论飞跃,都是靠人民群众的实践开辟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源动力在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生机活力在于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离开了人民群众的实践,哲学社会科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哲学社会科学就有可能丧失了生机活力。恩格斯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需要“象牙塔”中的面壁沉思,需要“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毅力,但思想的材料却是来自于人民的生活实践,脱离开人民生活实践的冥想是思辨的游戏。
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经历着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而只有当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深深的植根于人民的时候,才能在第一时间感受到时代的脉搏、感应到人民的心声。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就要能够俯下身子,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向人民请教,聚焦人民实践创造,汇聚人民智慧,把研究的重点放到事关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上来,放到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最终落实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
(作者系教育部社科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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