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白乙：再深一层地看拉美转型的困惑（2）

■先天不足的民主制度不仅没有催生拉美社会平等发展的环境，反而加剧了其分化和分裂，导致一些拉美国家为转型付出了沉重的体制代价

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之初都面临农业文明解体、传统社会分崩离析的严峻挑战。要解决“一盘散沙”的难题，就必须首先解决好社会组织相对统一和政策执行高度集中的问题。然而，由于先天不足的民主制度并未触及影响拉美经济发展的物权过于集中的矛盾，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长期为极少数人口所垄断，权贵资本主义得以在国家庇护下进一步发展，甚至与军队及外国资本联手打压进步的平权运动。

20世纪50年代后，对改良式变革深感绝望的拉丁美洲人民先后四次选择革命，除古巴之外，玻利维亚、智利和尼加拉瓜都没有建成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随着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权威主义退出拉美政坛，民族资本家、经济精英、中产阶级、城市工人阶级、农村贫民、少数族裔等各种政治力量在地区民主化进程中竞相角逐，但却造成党派林立、阵营混乱、诉求多元、共识难立等新的政治生态，无怪乎拉美人自嘲“拉丁美洲目前似乎需要的是无法治理的民主政治”。

21世纪以来，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以及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家相继出现由左翼力量执政的“粉色革命”，力图将本国引向自主、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的康庄之路。尽管奉行民众主义思想的左翼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强化国家作用和扶贫减贫的经济社会政策，并取得公认的成就，但在产业结构调整、教育改革、创新能力培育等重大“转型”挑战方面仍难有作为。一方面，相较于右翼精英，左翼政府更重视社会分配，甚至为了争取选民而过度发放福利，但依然无法撼动民主制度下已经固化的利益格局和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左翼政府鼓励大众政治参与，但无力在民主制度内有效地控制和疏导政治秩序，无法摆脱议会和在野党在重大改革问题上的缠斗和抵制。一旦经济进入下行期，其行政干预的资源和能力严重受限，民意反水便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近年来，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等国先后发生政坛“地震”，均表明左翼进步力量在资产阶级民主体制内推进经济社会的结构性改革，其成效只限于一时、一域，终究难以有序地完成系统性转型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