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白乙：再深一层地看拉美转型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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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频发”是拉美地区的一大特色现象。从另一角度来说，正是由于危机之后的“转型”一再失败，又导致了危机的不断上演。

在200年前，拉美许多国家获得独立以后，其政体全盘“西化”，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殖民地经济社会结构，庄园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拉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的演变，其本质是依附性经济自由主义，这一思潮至今仍大有市场。

在独立后的近两个世纪中，拉美形式主义地学习西方几乎占去了其一半时间，而每个转折时期自我否定的内耗又占去了所剩时间中的一大部分。

19世纪后期，美国通过入侵和颠覆、金元外交、资本和技术垄断，将拉美国家带入其主导的半殖民地性质的“出口飞地现代化”进程。

事实表明，美国此次政策干预最终使拉美国家对美国资本、市场依赖更为严重，产业和产品竞争力进一步弱化，经济非组织化、社会“碎片化”趋势加剧，贫富差距更为悬殊，转型的难度更大。

历史一再昭示，任何社会发展中的积弊，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解决，比停滞中解决更容易。然而，人类具有一种普遍的惰性，事情不到万不得已，谁都不会轻言改变。因此，“转型”在很多时候都属于“逼上梁山”之举，似乎只有在危机重重之中，人们才愿意回归理性，社会才容易达成共识。

“危机频发”是拉美地区的一大特色现象。从另一角度来说，正是由于危机之后的“转型”一再失败，又导致了危机的不断上演。打破这一恶性循环之链，关键是在国家、社会和民众之间建立“持续转型”的包容性共识。纵观历史和现实，拉美国家未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则有更深层、更复杂的原因。

■政治文明的主体性始终没有解决；两大思潮各执一端，缠斗不休，是造成“拉美病”的本源

在200年前，拉美许多国家获得独立以后，并未在原有的印第安文明和伊比利亚文明两大根基上消化和吸收欧美国家的文明。其政体全盘“西化”，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殖民地经济社会结构，庄园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拉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的演变，其本质是依附性经济自由主义，这一思潮至今仍大有市场。

20世纪初，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文化登上地区发展的历史舞台，许多国家开始探索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改良之路，纠正为追求增长而牺牲社会公正的偏向。然而，拉美国家毕竟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进行现代化的，终究难以摆脱对发达国家资本、技术、知识和管理人才的依赖，也必然导致其民族主义、民众主义文化只能与自由主义文化相对存在，相伴而行。

20世纪拉美现代化经过“外向”—“内向”—“外向”等几次重大发展政策调整，数度出现极端化的“钟摆效应”。从根本上说都是上述两种思潮激烈斗争的结果，而其中任何一种思潮都被证明难以有效地兼顾“效率”和“公平”两大发展目标，均不能真正带来健康和可持续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变革。有学者指出，拉美文明进程过早地移植西方模式，造成其自身积淀不足而消耗有余。在独立后的近两个世纪中，拉美形式主义地学习西方几乎占去了其一半时间，而每个转折时期自我否定的内耗又占去了所剩时间中的一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