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重读曾国藩——看传统文化如何陶铸人的精神世界（4）

面对这一突变局势，曾氏一方面看出这支军队的组织性战斗性远不是过去的叛乱者所可比拟，另一方面他也想到，可以打出卫道的旗帜来号召读书人奋起保卫孔孟道统。在太平军高唱民族大义时，曾氏举起卫道的旗帜，作为政治家而言，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作为知识精英而言，则是他的必然取向。

正是出于对太平军的深刻认识，曾氏知道，嘉庆年间的那种团练，在今天已无济于事，而朝廷的正规军八旗、绿营又已丧失战斗力，故而必须“赤地新立”、“另起炉灶”。于是，借团练大臣的钦差身份，曾氏决定组建一支新的军队。现在回头看来，曾氏组建新军即后来影响甚大的湘军，有着清晰的三个阶段。

首先，曾氏提出在长沙城里成立千人大团。获得咸丰同意后，曾氏将从湘乡抽调上来的一千团丁，按戚继光的军制，分为三个营，设营官、哨官、什长等官职。这些人住营房，穿制服，领军饷，整天操练，实际上已是一支军队的雏型。曾氏利用这支大团，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推行他的拯时救世的抱负。为整顿已成混乱的秩序，让普通百姓有一个安生的环境，曾氏对趁战乱而起的各类破坏者予以严厉打击，尤其对会党分子严惩不贷。他授予他的部下有就地正法之权，即凡查明属实的会党成员立即杖毙。此举震慑力大，收效也快，但它既违背司法程序侵夺地方行政官衙的职权，同时又招来滥杀无辜的恶果。“曾剃头”的得名即由此而来。但曾国藩不因此而改变。他在给咸丰的报告中说：“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但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即剿办有棘手万难之处亦不敢辞。”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承认他做了许多越俎代庖之事，也做了不少矫枉过正的事，但这都是为了改变几十年来“不痛不痒、不白不黑”的官场积习，希望世人能谅解他。

为了扭转绿营的疲沓之风，曾氏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插手军事，强行命令驻扎在长沙城内的绿营士兵与他的团勇一样地从早到晚操练。此举遭到绿营官兵强烈反对，他们既不愿吃苦，又羞于与乌合之众的团练为伍。长沙副将清德公开出面制止曾氏的不合时宜的做法，而曾氏的态度更为强硬。他搜集清德的种种贪图安逸、疲玩渎职的庸劣行为，并毫不留情地揭露清德在太平军攻长沙时居然自行摘去顶戴，躲进民房的贪生怕死的丑行，请朝廷革去清德之职。很快，清德被朝廷革职查办。表面看来，曾氏在这次与长沙军方的较量中胜出，但他因此而更深地得罪绿营，得罪绿营的大后台湖南提督鲍起豹。绿营与团勇的矛盾更深。团勇屡遭绿营歧视，连曾氏的亲弟曾国葆都在城里挨了绿营的砖头。绿营与团勇之间，经常为一点小事而械斗。终于又因一次械斗，绿营吹号集合所有人在曾氏衙门外示威，有几十个人甚至冲进大门，扬言要杀掉曾氏。此事虽得平息，但给曾氏极大的刺激。他既恼火绿营的猖獗，也为湖南巡抚骆秉章袒护绿营而备感委屈，于是决定离开长沙这个腐朽势力强大的省垣之地。在得到朝廷同意后，他带着他的一千团丁来到湘南重镇衡州府。

此时的太平军，正处如日中天之时。在前线作战的湖南团练的最初首领江忠源屡遭重挫，兵员损失严重，朝廷命令曾氏加紧训练团勇予以补充。这显然是天赐良机。曾氏抓住这个机会，抱着组建一支真正大军的宏愿，同时也怀有给长沙文武官员一点厉害看看的个人情绪，在衡州府里招兵买马，轰轰烈烈地大干起来。短短的四个月里，他组建陆师十营共五千人，又富有远见地组建水师十营五千人，再加上八千后勤人员，到了咸丰三年底，一支拥有水陆两个兵种一万八千人，号称二万的湘军便宣告成立。曾氏完成了从团练协会主席到民兵团长再到三军统帅的转化。咸丰四年正月，过了年后，曾氏带着这支由书生为将、农夫为兵的崭新军队，在衡州府誓师北上，正式开始了与太平军逐鹿东南的军旅岁月。为壮军威，也为了宣传，出兵的时候，翰林起家的曾氏亲自撰写了一篇气势雄壮的檄文，声称：“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