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重读曾国藩——看传统文化如何陶铸人的精神世界（3）

遵照唐鉴的提示，曾氏借助记日记来作修身监督，以慎独的高标准来严格要求。每天将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真实地记录下来，对那些不符合规范的言行思想予以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翻开曾氏早年的日记，常可见到他痛骂自己“下流”“卑鄙”一类的字眼，颇有一股与自身毛病缺点血战一番的气势。他以圣贤为榜样，努力将自己也打造为当今的圣贤。他甚至写下“不为圣贤，即为禽兽”的话，意即若做不成圣贤，则是禽兽。如此，就将自己的后路给斩钉截铁地断了。

从日记来看当年曾氏的思想及行为，可知他的修身是真诚的，是脚踏实地的，是见之于行动的。这样的修身，对于人的心灵的净化、素质的提高是极有作用的。就在这段时期里，他为自己的人生作出两个决定：一是这一生决不以升官作为发财的手段。二是效法前贤，以澄清天下为志。同时，他的人生认识上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即从《易经》“盈虚消息”（《易经·丰卦》：“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的天道中悟出人当求阙而不要求全，“花未全开月未圆”才是最好的状态，从而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求阙斋。应当说，而立年间的这一段刻苦自励的修身慎独岁月，让曾氏补上了如何做人这一最重要的课程。他的人生境界，因此得到第一次升华，为日后的绝大事业奠定坚实的人格基础。而在眼下，实实在在的修身慎独，也让他得到看得见的实际利益。曾氏在京师的十二年，是他一生最为舒心的时期，除安逸、稳定之外，便是官运亨通。史载他“十年七迁”，即中进士十年内，他七次获得迁升。三十七岁那年，他一次连升四级，由从四品升为从二品，从一个中级官员一跃为高级官员。迁升之速，在京师官场极为少见。他自己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

两年后，他正式做起礼部侍郎。从道光二十九年到咸丰二年，三年间，他除本职外，还先后兼任过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这就是后人津津乐道的“遍兼五部”。

仕途如此顺遂，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严格修身无疑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诚实谦抑、敬业慎言的官员，上司岂能不器重，同僚岂能不推服？他的口碑一定是好的，他晋升路上的人为障碍一定是少的。

当世道倾覆之际，曾氏慨然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用铁腕整顿秩序、训练湘军，为乱世事业奠定根本。

咸丰二年七月，曾氏在南下赴江西任乡试主考的半途，接到母死讣告，他立即向朝廷报丧辞职，同时改道回家奔丧。就在这时，太平军冲出广西，取道湖南北上，正在围攻省垣长沙。湖南处于战火中，一切旧的秩序都被打乱。十月，太平军放弃围攻八十余天不下的长沙，继续北进，连克湘北数城。十一月中旬，太平军打下汉阳。面对着几乎不可遏制的太平军威，朝廷内外一片惊慌。为协助地方政府维护秩序，咸丰帝决定采取嘉庆年间大办团练的办法，任命在原籍守制的曾国藩为第一个团练大臣。（在以后的两三个月里，又相继任命四十二个团练大臣）。曾氏一开始没有接受，已经草拟请求在家终制的辞谢折，待到十二月中旬，得知武昌被太平军占领，湖北巡抚常大淳一家自杀后，才不得不墨绖出山。此时曾氏的临危受命，既有服从朝廷命令的职责所在的一面，也有保卫桑梓父老的责任感的一面，更有承担澄清天下重任的使命感的一面。

作为一个从内心皈依传统经典文化的知识分子，曾氏具有高于平庸官吏的眼光。他看出眼前的这支太平军，与历史上所有的犯上作乱的叛军都不同，他们不仅要推翻政权，取朝廷而代之，而且有自己的信仰，要用上帝来取名教而代之。他说：太平军“举中国数千年来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