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重读曾国藩——看传统文化如何陶铸人的精神世界（2）

十年翰苑生涯，在博览群籍的同时，曾国藩以圣贤为榜样，修身慎独，完成生命境界的第一次升华。

从五岁到二十八岁这二十三年间，曾氏读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猎取功名，以便获得一官半职。记诵儒家经典，揣摸如何代圣人立言，无疑是他这段时期读书的重心。值得曾氏庆幸的是，他因此进入京师翰林院，而且在这里整整呆了十个年头。翰林院乃蓄才养望之地，没有多少实事，读书写文章是其本职。读书一旦与“敲门砖”脱钩之后，它的功效便大不相同了。曾氏既可借此广泛阅读诸子百家等各类书籍，又可以细细咀嚼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曾氏在后者的表现，促使他早年精神境界的一次重大升华。

道光二十一年，也就是曾国藩进京之后的第二年，三十一岁的他，加入当时京师一个以研究践行理学为主旨的松散团体。这个团体的人员多为官员，其中又以翰林院、詹事府等文化官员居多，其骨干人员有倭仁、吴廷栋、何桂珍、窦垿、邵懿辰、陈源兖等，他们的首领为唐鉴。唐鉴是湖南人，那时已六十四岁了，官居太常寺卿。唐鉴号称理学大师，是京师士人的精神领袖。据曾氏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的日记记载，当天曾氏拜访了唐鉴，向唐请教两个大问题，一个是检身之要，一个是读书之法。所谓检身之要，就是检点自身的紧要入手之处，也就是说修身，对自己道德品性方面的修持该从哪些重要之处入手。对此一问题，唐鉴告诉曾氏，要以《朱子全书》为宗师。对这部书，不应当只是浏览而已，而要身体力行。修身当从两个方面下手：一为内，一为外。内要“主一无适”，即奉行一个宗旨，心无旁骛。外要“整齐严肃”，即言行端谨庄重。对于读书之法，唐鉴说治学只有三个门类，即义理、考核、文章。经济之学，即治理国家的学问则归于义理一门中。治这门学问，重在读史。唐又对曾说，要学习倭仁，用记日记的方式监督自己，其监督之关键在于不自欺。曾氏说，唐鉴这番话，对他有“昭然若发蒙”的作用。

从那以后，曾氏以朱熹的书为课本，按着朱子的教导，去掉身上的毛病缺点，让自己变成一个崭新的人。他录袁了凡的话“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这两句话正是他的字号“涤生”的注脚。曾氏着重在五个方面对自身予以修整。这五个方面为：诚、敬、谨、静、恒。诚即诚实、诚信、诚恳，不欺人，不自欺。敬即以敬畏之心态办事待人，他将书房命名为无慢室。无慢，乃敬畏之心的外化。谨即言语谨慎，不打诳语，不巧言，不说违心的话。静即内心宁静。曾氏牢记唐鉴的话：最是静字功夫重要。若不静，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他坚持每日里不论怎样忙碌劳累，总要让心安静一时半刻，最好能做到万虑俱息，心如古井。恒即有规律，做事持之有恒，生活上饮食有节，起居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