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基础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我国宪法原则和执政党的政治纲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举措，意义重大，它显然不是简单地重复或照搬中国历史上德法并举的传统。

德法并举是中国传统文化典型的政治理念。中国历史上，德治和法治也有一些值得称道的个案，如唐太宗时期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风气，太宗皇帝与390名死囚的“死亡之约”；赵匡胤在立国之初立下的密碑，要求历代皇帝恪守“不杀文人士大夫和言事者”的国策等等。但千百年来，中国封建统治者这种大魄力、大胸怀的举措实在屈指可数。从秦皇汉武到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到朱明时代的“灭十族”，再到所谓康乾盛世的“明史狱”和“南山集狱”等等，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看到的政治生态大都是不道德的，甚至是残暴的。

究其根源，在于主张德法并举的中国封建社会始终没有超越人治的政治传统。道德也好，法治也好，最后和最高的权威始终是人。无论是德治还是法治，当法和人、德和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人决定了法和道德，故中国传统社会有“为政在人”的说法：“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所谓人治并不是说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有没有人，而是“国王是法律”的一种特殊的治国方式；而在法治社会，“法律是国王”，当人和法发生冲突的时候，法有最高的权威，人在法下，任何人都必须服从法律的权威。中国传统社会虽然提出了德治和法治，由于在人和法的关系上，秉承的是人高于法的人治原则，故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其基本精神和实质是人治。

中国封建专制传统二千多年德法并举的历史，也是德治和法治相互交融并辅之以王朝更替的历史，德和法无论是“宽猛相济”也好，还是“隆礼重法”或“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也好，都不能解决专制统治王朝内官僚、豪绅凭借特权无所忌惮地贪污受贿、巧取豪夺、骄奢淫靡的事实，并必然导致整个统治机器的朽败，而王朝的更替则是新一轮德法并举的起点。根本原因在于德法并举不能改变专制统治压迫人民的实质，而每一个新王朝的统治者虽然打着德法并举的旗号，但都不能超越“盛而骄，富而奢，奢而贪，贪而腐，腐而朽，朽而亡”的循环，最终被赶出历史舞台。

1945年，毛泽东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超越周期律的“窑洞对”时，曾明确提出以民主超越中国历史上周期律的思想。这个思想同样适用于我国新时期“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