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我国学术界的眼光是向外的。就历史学而言，先是大量翻译苏联的史学著作，包括多卷本的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等多在中国出版了中文本；后来是大量翻译出版欧美国家（包括日本）的历史学著作。多卷本《剑桥世界史》《剑桥中国史》等在中国大量出版。在中国出版界大量翻译出版外国历史学著作时，西方出版界却很少翻译出版中国史学著作。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刘大年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稿》、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以及近些年出版的大部头的中国史学著作，都没有外文译本（包括外国出版的译本和中国出版的译本）。外国历史学家大多不懂得汉语，即使懂些汉语的学者也不大方便阅读中文出版的历史著作。中国历史学刊物有外文版的很少，在外国发行的更少，有关部门应该大力推动中文历史学著作在国外的翻译出版发行工作。当然，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国力和世界影响的增强，这种状况也在悄悄改变。2007年，英国伦敦著名的Routledge出版公司主动找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请我们主编一本中国近代史的学术刊物。这份名为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的学术刊物已经在欧洲发行好几年了，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国学者的话语体系在欧洲逐渐产生影响。
要推动中国历史学发展，需要从人力物力各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制定并组织开展一批重大课题研究。要着重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根据，中华文明何以不同于其他世界文明，中华文明的优点和不足在哪里，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是如何吸收其他文明的精华；要探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经济结构是如何形成的，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特点，中国传统儒学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要回答为什么中华文明在近代逐渐落后于西方文明，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如何指引中国探索出新的发展道路；还要关注世界不同地区的文明发展历程和世界历史上文明中心的转移，探索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规律，等等。这些课题，需要学者深入进行研究，要有十分扎实的史料依据，要有严谨的论证逻辑，要有令人信服的阐释力。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有说服力，才能建立中国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和学术气派。当然，历史学研究也要重视扶持冷门学科，如古文字研究、历史地理学研究、音韵与方言研究等。这些冷门学科，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历史学学科体系的完备以及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的建设是不可或缺的。
发展中国特色历史科学，还要下大力培养和储备人才。他们不仅要有丰富扎实的中国历史学基础知识，还要了解欧美世界历史学的进展，尤其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懂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既需要培养大批专门人才，也需要培养一批跨学科的具有战略性思维能力的人才。新一代的学术人才需要有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形成中国气派的历史学话语体系，固然需要大批扎实的专门研究成果做支撑，也需要具有战略性思维能力的专家学者不断提出某个学科领域的新概念、新范畴、新概括、新表述，形成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中国学派的研究模式，使之对国际历史学界产生更大的影响。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包括历史学界已经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近70年的学术积累，具有对国外学术界的充分了解和把握，具备了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自信，历经一段时间的独立思考、刻苦钻研，一定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一定能使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大放光彩。我们对此有着无限的憧憬和强烈的期待。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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