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晓音：清新秀颀杜樊川——杜牧其诗其人（7）

下面我们来看看，杜牧为什么不遇呢？我们可以从这样几方面看：

首先，他把修补政治漏洞，求得复兴的希望，寄托于君王的纳谏。本来他的建议是很务实的，但是却建立在不切实际的幻想的基础上。为了让皇帝能够采纳自己那些改革的意见，他不主张用很激烈的直谏。因为我们知道，文死谏，武死战，古代的诤臣就是要拼命地去谏，不管皇帝爱听不爱听了，白居易就是这样的。杜牧认为还是要讲究方式方法，要“旁引曲释”，就是说要旁征博引，曲折委婉地解释，“使吾君闻谏，……今日被一疏而行之，明日闻一言而用之”，令“则文祖武宗之业”，“以復阙初”（《与人论谏书》）。就是说让皇帝今天听一句话，他接受了，明天听一句话，他也接受了，慢慢地接受，我们这个国家就能复兴了。

但是这可不可能呢？我们看，文宗、武宗、宣宗就算是当时比较好一点的皇帝了，但是唐文宗一直是被宦官所控制的，所以他自己就受制于家奴，再能纳谏也没有用，因为他根本没有权力。再加上皇帝的专制，是封建制度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所以能不能纳谏，这个要看进谏的内容是不是符合统治集团的利益，不在于方式方法。就拿唐宣宗来说，历史书上说他已经是从谏如流，特别能听意见的了，但是他选择谏官的时候，还要凭个人好恶。比如有一次中书门下要增补谏官，唐宣宗就说，谏官最重要的是能够履职，不在人多。他说我只要哪几人，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其中有一个就是牛僧孺的儿子，因为唐宣宗很讨厌李党，不喜欢李德裕。就是说，谏官他都要根据自己的喜恶来决定，所以，（我们）也很难指望他广泛地听取不同意见了。再加上晚唐各种矛盾积累已久，日趋激化，特别是宦官问题的症结。杜牧跟李商隐有点不同，李商隐好几首诗都提到了宦官问题，态度很激烈，但杜牧很少正面地触及，而且他也拿不出什么办法来。唐王朝最终是在藩镇和宦官的冲突之下走向灭亡的，这就说明唐王朝已经到了内外交困的地步，这就已经不是修修补补所能够解决得了的。所以即使是一些有见识的知识分子，也不可能拿出挽救国运的万全之策，这样就必然导致杜牧理想的破灭。

第二，在中晚唐的党争当中，杜牧倾向于“牛党”，受到牛李党争的影响，他在政治上的抱负没有办法施展。前面讲到，杜牧做过淮南节度使的幕僚，当时的幕主就是牛僧孺，牛僧孺是“牛党”的首领，他得到了牛僧孺的重用和关照。所以杜牧自己也说，他受牛僧孺的知遇之恩是最深的，在仕途上主要是受到“牛党”的提拔。这样就必然导致“李党”对他不满，而“李党”的首领李德裕就是会昌时期的宰相。杜牧的堂哥就是叫杜悰也是“牛党”的成员，后来就被李德裕排挤出朝廷了。杜牧自己，在我们刚才讲的，他人生的第三个阶段会昌时期，到黄州、池州等地当刺史，在诗里也说过，他就是被排挤到那些地方去的。所以他明确表示过对“会昌之政”的厌恶，就是对会昌时期政治的厌恶。

但是，杜牧最可贵的地方是，他虽然受排挤，可并不计较私人恩怨，能够从国家大局出发。比如说，他讨厌“会昌之政”，但是当时朝廷向泽潞用兵，就是在李德裕主政的时候，他却能够接连地向李德裕上书，提出用兵的策略。李德裕虽然采纳了他的计策，还是不用他。应该说，李德裕在晚唐还是算是很难得的著名的宰相，但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尚且凭着个人的好恶、爱憎来用事，因为党争的偏见来排挤人才，其他宰相根本连励精求治的心思都没有，就更加谈不上任用贤能了。以牛僧孺来说，他就曾经对皇帝说“太平无象”。他说“陛下若别求太平”，“吾曹岂得久居此地乎”，就是如果你还要再去求什么太平的话，像我们这些人还能够在宰相的位置上待吗？所以，朝廷的人不能够发愤图强，而有才之士却屈从在下僚，这样一种不合理的现象，在国运衰落的时候，它的悲剧意义更加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