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局势,已经使中国“和平建国”、“解放台湾”的预定轨迹被打破。各种困难和挑战,特别是朝鲜战局发展的危险前景,已经使中国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而必须根据局势变化,在一切和平方式难以奏效的情况下,作出重大的战略抉择,这就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根据半岛形势的变化,未雨绸缪,及时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7月7日至10日,中央军委两次开会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的问题。13日,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正式组建东北边防军。8月中旬,东北边防军于东北有关地区完成集结并开始整训。下旬,为策应东北边防军,中央又以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线为重点进行了一系列军事、物资上的调动和布署。但是,在是否出兵朝鲜这一重大问题上,中国领导人在决策上则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7月到9月,中央连续开会,讨论出兵援朝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把援朝问题扩大到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政府委员中加以公开阐述。10月初,出兵决策作出后又几经变化,与苏联就有关援朝事宜的会谈也一波三折。最后,中央经过反复研究得出一致结论,就是我军以志愿军名义入朝作战完全必要。因为如果美国占领整个朝鲜,侵略者会更加猖狂,于整个东方不利;我们采取出兵参战的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10月18日,中央最终定下了出兵参战、抗美援朝的决心。19日,我军以“志愿军”名义入朝。22日,第一批志愿军4个军近20万人完成隐蔽入朝任务。25日,志愿军第40军在朝鲜温井与南朝鲜军队开战,标志着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正式开始。
历史事实表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并不像今天某些人说的那样,是领导人一时心血来潮,或受“苏联鼓动”,硬充英雄主义的冒险行动,或是随随便便提出的一句宣传口号。实际上,第一,这样重大的决策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独立自主作出的,根本不是受外来影响左右的结果。某些人所谓“苏联鼓动”,不过是当时苏联领导人向中国提出的“建议”而已。这种建议,对毛泽东等领导人只能起到参考作用,根本决定不了他们决策。新中国成立后,不论对内对外,所有事务(包括抗美援朝决策)从不受制于外国,从来都是独立自主的。第二,抗美援朝是毛泽东等领导人根据朝鲜战局变化及其国际影响,特别是对我国周边安全的严重影响,出于内政外交的实际需要,从战略高度作出的理性选择。当时,毛泽东等人多次开会进行充分讨论,对时局和面临的有利、不利条件全面分析,对战争胜算和可能付出的代价反复权衡,对战争的战略价值认真评估。可以说,对中国而言,抗美援朝无疑是命运攸关、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战略决策。对于援助朝鲜抗击外来侵略,抗美援朝是尽国际主义义务;保家卫国,是御敌于国门之外,采取战争方式反击美国遏制战略,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嚣张气焰,维护我国和周边安全,从而捍卫中国地缘战略利益。这项战略决策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不仅在当时,而且直到今天,对维护世界和平和推进人类进步事业,改善我国国际战略环境和促进国家发展,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推动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统一大业,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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