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凤海：维护世界和平和我国国家安全的战略选择 ──抗美援朝战争及其历史价值（6）

二、抗美援朝是中国反对美国“遏制”战略，支持朝鲜抵抗侵略的必然选择

朝鲜战争爆发之际，正是中国恢复经济的起步时期。由于长期遭受外国侵略、掠夺，并且战乱频繁，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一切都须从头做起。当时，中国领导人在军事上的主要考虑，一是准备解放台湾、进军西藏及清剿土匪，二是削减军费减轻国家负担，加强经济建设。195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全军进行精简整编，实行复员和统一军队编制，缩减陆军尤其是步兵员额，加强海空军和特种兵建设。5月，军委召开全军参谋会议部署整编工作。6月6日至9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确定争取三年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为实现《共同纲领》规定的任务，保证经济恢复，三中全会和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为军队确定了如下任务：第一，准备进军台湾、西藏，解放全国；第二，消灭残余土匪，安定地方秩序；第三，参加生产建设；第四，加强教育，提高部队文化水平；第五，做好整编和复员工作。6月30日（此前朝鲜战争已爆发），政务院和中央军委公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复员工作的决定》，确定全军部队复员150万人，规定东北、西北、华北军区的复员工作于9月底前基本完成。7月4日，中央复员委员会正式办公，大规模的复员和军队参与国家建设工作全面展开。

新中国一成立，我国根据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要求，制定了相应的外交政策。《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当局断交并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基础上与之谈判建交。照此原则，1949年10月至1950年6月，我国与苏东国家及朝鲜、蒙古、越南、印度、瑞典、缅甸等国建交，并且得到了英国、瑞士、丹麦、南斯拉夫、巴基斯坦、印尼、锡兰等国的承认。在处理中美关系上，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也进行过积极的外交努力。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有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的明确态度。但是随着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在“遏苏”战略框架下对我党胜利采取敌视阻挠态度，解放战争中“扶蒋反共”，不仅改变了我党对美国的积极看法，而且使我党对美国的反共战略意图更加确信无疑。即使如此，1949年5月，毛泽东仍电示黄华，与司徒雷登会晤“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若对方愿续任大使与我办交涉及修改商约，不要拒绝；若美方停止援助国民党当局并同其断交，中美可谈判建交。并批准邀请司徒雷登访问燕京大学。而美国务院却明令司徒雷登“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关上了与新中国接触的大门。为打破西方外交封锁，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宣布新中国将奉行向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1950年2月，中苏缔结《同盟互助条约》。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未中断与美国的交往，外交上对美保持着某种灵活性，贸易往来仍很频繁。1949年7月至1950年6月，美国占领下的日本对华贸易额约达4千万美元。1949年全年，美对华出口额0.83亿美元，进口额1.064美元，进出口额合计约2亿美元。换句话说，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仍然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

然而，朝鲜战争爆发后，出于业已形成的冷战思维，美国立即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对华实行全面遏制和封锁。在经济上，美国把严格控制对苏东贸易的措施用于中国，大搞对华禁运。6月29日，美国通知英国，称已禁止美国在华公司向中国运送石油产品，停止与中国洽谈新的石油产品供货合同，要求英也采取类似行动。30日，美国国务院下令停止签发向中国出口1B产品的许可证，并强迫英法等国参加对华石油产品禁运。7月28日，又在巴黎统筹委员会上强迫有关国家一致认可对华施行6种石油产品禁运。在政治上，继杜鲁门1月5日借台湾问题离间中苏的声明失效、美国国内掀起新一轮反共高潮、特别是靠制造“共产党间谍”案而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兴起之后，美国竟把对朝鲜战争的态度与对华政策联系起来，不仅顽固排斥中国进入联合国，而且加强了对台湾的扶植和援助，把它作为“不沉的航空母舰”纳入美国遏制中国、控制东亚的战略图谋之中。特别是在军事上，6月27日，杜鲁门宣布：已令海空军“掩护和支持”韩军；已令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对福摩萨（台湾）的任何进攻”；台湾“未来地位”，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恢复，由对日本和约或联合国来决定。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粗暴践踏，严重损害了中国利益和中国人民的感情，激起中国的强烈反对，中国党和政府也不能不进行针锋相对的战略反击，以各种必要方式打破美国的遏制、封锁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