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美国另一侧的太平洋,覆盖全球经济总量40%的TPP(跨太平伙伴关系协议)谈判,12个成员国政府于2016年2月终于签署协议。但这一巨大规模的贸易协议要在各国立法机构通过、生效,还需大量艰苦的工作,甚至有可能出现变数。2017年美国白宫将易主,而德、法等国家面临大选。如果拖到下一届,新政府对TTIP的态度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比如美国的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都曾经公开表示反对。在日本,TPP主要谈判者、经济部长甘利明的辞职,可能使TPP在日本通过更添困难。而新西兰总理约翰·基在奥克兰演讲称,签署是“重要一步”,但协议“在实际生效前,仍只是一纸文书”。
除了TTIP、TPP之外,南美的南方共同市场日前也陷入了困境。2015年12月底举行的南共市峰会上,巴拉圭总统卡特斯在开幕致辞时就表达了成员国的共同担忧:南共市在推进地区一体化和成员国经济增长方面的动力正消耗殆尽。乌拉圭《国家报》则发表评论指出,过去三年,南共市作出的经贸合作决议只占总决议数量的11%,其中只有15%涉及发展同区域外国家的经贸合作。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委内瑞拉等国家组成的南共市,强调支持国家干预、地区关税同盟和内部贸易整合,对区域外的国家有一定的壁垒作用。
其实,TPP、TTIP等区域经济组织的难产是一种贸易保护的表现;但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本身也都是一种保护壁垒:组织内部的就保护,组织之外就挡住。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背后其实是各大国在保护本国利益、发挥本国比较优势。
可以发现,从应对金融危机开始,各国就纷纷祭出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但如果各国都依赖贸易保护,而逃避触动实体经济改革,就不可持续。当然另一方面,各国都推动本国货币贬值,刺激贸易出口,实际上就是利用别国需求,拉动本国经济,把危机转嫁出去,也不可取。
全球各经济体应该旗帜鲜明、言行一致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杜绝在这个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各经济体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应该在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对话与协商、深化双方的互利合作、开拓合作新领域等来加以化解。各经济体应该在顺应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潮流的基础上,对当前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中出现的新问题作出积极的应对。
走出金融危机、恢复经济增长的根本出路在于各国的结构性改革。当前有些国家的政府治理、政党政治带来的短视性,也天然成为改革的阻力。只有加强结构性改革,才能提高生产率和实际产出。中国一直致力于推进国内的结构性改革,而且正式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今年中国作为G20的轮值主席国,使得深化结构性改革得到了各国前所未有的重视。改革的进程无疑任重而道远,但日前G20财长会议公报所显示的各国对结构性改革的重视和讨论,至少表明了一种积极的态度,即注重经济政策与结构性改革的配合,以实现短期增长和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平衡。
中国应加强在区域层面上的贸易协调,进一步推进自贸区建设,扩大区内自由贸易,加快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一定程度上可以绕开贸易壁垒。同时,努力扩大内需,调整对外贸易结构,减少对欧美尤其是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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