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五四运动以后,“科学”与“民主”实际上被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比原来更加深刻。另外,这个时候在北京以李大钊为首,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开始翻译成中文,1920年陈望道先生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在北京大学,那时候李大钊是图书馆馆长,有很多英文书,北大的许多学生可以阅读英文书。而陈独秀到了上海,上海也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那时候从日本回来了一大批留学生,像陈望道、李达、李汉俊等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陈望道先生我跟他非常熟悉,我问他,你怎么会想到翻译《共产党宣言》?他说我在日本受到影响,带回来的也是日文的《共产党宣言》。所以说到了“五四”运动的后期,实际上,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上都做了准备,马克思主义开始广泛地传播了,集结了一大批倾向于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
我想每隔十年我们要隆重纪念一次“五四”运动。这个“五四”运动我刚才说分为两个阶段:1919年5月4日是一个转折点。这两个阶段是有内在联系的,而且都发挥了重要的历史进步作用。但是,这两个阶段在性质上是有所不同的,前期它在反封建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它毕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以个人为中心的;而后期是马克思主义的性质,这个转折使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在中国先进分子中成为主流。以前我看到很多书和文章,发表的谈“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好像讲的都是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他们对“科学”与“民主”的解释,也都是早期的,当然,这些也都起了巨大的进步作用。但我们应当讲完整,而且更主要的是要讲:“五四”为什么成为一个转折点?因为这一点好像注意的人很少。
三、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已经是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时候了。当时全国的中心是北京和上海,现在可以最早查到1920年5月的时候,上海由陈独秀他们几个人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并建立起了共产党早期组织。然后李大钊在北京也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这以后,陆陆续续在山东、湖北武汉、湖南、广东,甚至在海外的诸如日本、法国都建立了早期党的组织。这已经形成一种趋势。
据革命前辈吴玉章回忆说:“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那伟大时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当时,虽然一些地方的早期党组织相继成立,但还没有中央机构和全国的统一组织。1921年7月23日,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在党的建立方面,陈独秀和李大钊是最重要的两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最早的是李大钊,而且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论述,也比当时所有的其他人都更深刻,他对马克思主义表示接受至少比陈独秀要早半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当然也比陈独秀深刻得多,但陈独秀确实也有一个长处,就是他那个性格,人家形容他好象火一样,他一旦接受了一个新的东西,尽管他对它本身的理解还不那么深刻、准确,但他立刻就要付诸于行动,所以,当李大钊还在更深刻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陈独秀则更直接地把力量放在推动建立党的组织上,所以毛主席也讲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建立党的组织方面,陈独秀的功劳是不可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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