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报谈七七事变：中日决战是必然（2）

近代中国一些人的民族精神缺失和洋奴媚外思潮出现，又为日本军阀提出的狂妄计划提供了佐证。当年日军侵入中国一城一地后，经常会有些民族败类出现组织“维持会”来媚颜接待，“九一八事变”后还出现了东北众多高级官员集体附日当汉奸的现象，溥仪等清朝遗老和不少北洋军阀以及国民党的失意政客更是卖身投靠充当傀儡政权的头目。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日本军部头目曾认定只要出动10至15个师团，以三个月作战便足以打垮中国政府军主力，南京政府或者降日或者垮台，关内各地随之也会纷纷建立像“满洲国”那样的附日伪政权。后来的历史证明，日本军阀不仅大大低估了中国军民的战斗力，更重要的是没有看到当时中华民族已经觉醒，他们一厢情愿的估算只能落空，而且只能进一步惊醒过去沉睡的东方巨人。

在甲午战争中，中国民众面对战争大多表现得麻木不仁，日军能轻易取胜而清军一败涂地，从社会进程的角度看是一个走向近代化的国家同古老的封建国家较量的必然结果。进入20世纪尤其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先进的中国人已经紧跟世界进步的大潮，国内已经建立了先进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知识界和众多民众有了民族解放的意识，抗日救亡已经成为国内多数人的自觉意识，如同1935年拍摄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中所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至于像伪满、伪蒙政权的头目和汪精卫等民族败类，已成为根本不能代表大众的一小撮。

日本侵占东北和华北告急后，1935年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快赢得国内多数党派和民众团体的赞同，1936年末“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基本停止了中国内战。蒋介石在同意抗日的条件下从西安获释回南京后，也看到国内的民意难违，开始放弃剿共政策而准备抗战。此时日本当局却仍以甲午战争时看待清王朝的眼光审视中华，只看到中国经济、军事的落后而无视思想上的觉醒和社会环境的大进步，自恃军力强悍而在1937年夏进攻华北，接着又进攻上海，并认为只要“对支（那）一击”便可速战速决，从而犯下了一个最重大的战略错误。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开始，国民政府的军队输掉了一场场战斗，从北平、天津退到黄河，在华东也丢失了上海、南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随后却深入日军后方开展游击战，建立了广大根据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又阐明了中国拖住日本的正确方针。此时中国虽然丢失了近一半国土，却取得战略上的一大胜利，预示着必定能以“持久战”“熬时间”的办法把侵略者拖得灯枯油尽。

全面抗战让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却也促成了伟大的社会进步

★卢沟桥战事爆发引来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在国际舞台上也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地位

★一味以受害悲情乞求外国仁慈相救，只得到被嘲弄的结果。中国得到他国真正有力的支持，关键在于自己在抗战中显示出了抗击日本的力量

近代中国因为国力微弱，在国际上处于非常卑微和屈辱的地位。在一战中，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并以战胜国身份参加了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但自己的领土和权益却遭到了瓜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青岛和山东的特权，全部被转让给日本，成为“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此后，中国人民掀起了伸张主权的运动，抗日救亡的意识从此高涨。

史称“七七事变”的卢沟桥战事爆发引来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在国际舞台上也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地位。过去任列强欺凌的中国敢于抗击当时“世界六强”之一的日本，赢得了国际上广泛的同情、敬佩和支持，日本却因其野蛮侵略行为遭到绝大多数国家反对，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也由此奠定了重要基础。

庞大的中国在近代曾是列强共同争夺的半殖民地，各帝国主义国家为维持势力平衡曾一致同意了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日本自甲午战争结束时被俄国、法国、德国逼迫向中国“归还辽东”后，侵华长期采取了“入股”方式，如参加八国联军、出兵夺取青岛时同英军联合行动。1922年日本还接受《华盛顿条约》规定的各国不得单独控制和夺取中国领土的要求，被迫从山东撤军。1928年日本关东军中的狂徒河本大作曾以炸死张作霖制造事端，想一举夺取整个满洲。看到英美脸色不对，日本当局又没有批准关东军行动。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日本的侵华行动受西方列强制约，基本还是“蚕食”而不敢“鲸吞”。

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在日本对华、对西方关系中都是一个转折点。日本看到西方因经济危机无力东顾，以突然袭击一举强占中国东北大地，并对国际联盟要其撤军的决议不再买账，接着又把侵略矛头伸向上海、华北。此时受到日本威胁的苏联积极促进中国团结抗战，美英等国也一改旧态表示赞成国民党同共产党合作抗日，过去在国际上受列强共同欺压的中国终于赢来了一个“得道多助”的有利契机。

然而，贫弱的中国要想抓住这个契机，得到他国真正有力的支持，关键在于自己能否显示出抗击日本的力量。俗语称，“人必自侮而后他人侮之”，同样的道理是，“人能自强而后他人助之”。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南京政府的口号是“彼有强权，我有公理”，一味以受害悲情乞求外国仁慈相救，在崇尚强权蔑视软弱的国际社会中只得到被嘲弄的结果。当时驻国际联盟的中国代表顾维钧后来曾悲痛地回忆说，他向各国代表逐个求援时，得到的最让他伤心的回答是：“你们自己都不抵抗，怎么能期望别人替你对付日本？”美英只发出希望日本撤兵的空洞言论，苏联同样只是增兵远东边境，都未采取实际援华的措施。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日本想独吞中国的野心为美英所反对，苏联更是希望中国能牵制日本。中国一旦实施了坚决抵抗，8月间苏联便对华签约同意提供军事援助，苏军的空军也以“志愿航空队”名义来华参战。此时美国同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矛盾日益激化，看到中国的抗战能拖住日本的战略价值后，也从1938年春起开始对华提供经济贷款。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实际上不得不在三个战略方向分散力量，一面以陆军半数以上的师团陷入中国关内战场，一面集中精锐师团在关东军内防范苏军，一面以海军主力准备对美国和英国作战。此时日本的盟友纳粹德国远在西欧，实际上不能对日提供直接援助，东洋狂人们在东方完全处于孤立无助状态。日军在关内战场久拖不下，同苏联又在张鼓峰、诺门罕发生局部战事，为准备同美军在太平洋作战又要投入近半数军费扩充海军舰队。当时人称日本因过大的野心与实力不符，等于“同时追三只兔子”，哪一只也追不到并徒费了体力，中国的持久抗战又正是使其多头兼顾不能集中力量的关节点。

由于中日双方国力相差悬殊，加之当年中国腐朽的统治者指导不力，尽管国内军民以劣势装备持续奋战，对日作战在长时间内仍处于相持状态。1945年8月，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大背景下，中国迎来了对日抗战的胜利。历史证明，这一胜利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奠定了基础，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中国革命力量在抗战期间得到了大发展，从而为随后夺取全国胜利准备了雄厚的力量。当欢庆日本投降的鞭炮声举国响起四年之后，一个灿烂的新中国便自豪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从这个意义上看，以“七七事变”为标志开始的全面抗战虽然让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随后却也促成了伟大的社会进步，而那些想征服中国并进而征服世界的日本狂人则从此走向灭亡，历史的辩证法正是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