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文艺界尽责的小卒”（3）

心中的“八方风雨”

在重庆，与老舍有着更多接触的是担任中共南方局领导工作的周恩来。他不仅密切地关注着他的写作——经常来看他写的戏，给他的剧本提出宝贵的意见，而且还无微不至地关心着他的生活与安全——他曾一再叮嘱身边的报童：给先生投送《新华日报》时，一定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以防引起特务的注意。对于老舍的工作，他更是自始至终给予全力的支持——他曾经这样向众人说道：“文协的事务一定要老舍来主持，别人都不如他合适，由他出面最好！”

也正因为这一切，老舍曾一度被国民党的要人们抓住了“把柄”，并以此威胁道：“你可要提防被人利用啊！”老舍哈哈一笑，他的回答既干脆利落又铿锵有力：“我被谁利用？我只知道老百姓，我只知道抗战！我看你们也应该叫老百姓利用利用了！”那是抗战结束后，老舍为自己的这段经历作了一个总结：“这几年，我别的长进也许不怎么大，但是非曲直总算看清楚了：救中国还得靠这个——”说到这里，他用手指比划出了一个“八”字。

无庸回避，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更多地是被当作了一名虚心接受改造的旧知识分子的代表。在此之前，他不懂得什么是革命，不懂得应当如何去革命；他所追求的只是一种恬淡的生活，一种与世无争的写作。是八年的抗日斗争——准确地说，是他毅然跨出济南常柏路2号门槛的那一刻开始，是他毅然投奔到革命的队伍中来之后，才真正地成熟起来。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感受：

风把我的破帽子吹落在沙漠上，雨打湿了我的瘦小的铺盖卷儿；比风雨更厉害的是多少次敌人的炸弹落在我的附近，用沙土把我埋了半截。这，是流亡，是酸苦，是贫寒，是兴奋，是抗敌，也就是“八方风雨”。

什么是他的“兴奋”？什么是他的“风雨”？老舍是一名作家，作家的内心情感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作品表现出来。抗战期间老舍的创作颇丰，小说、散文、诗歌、剧本、通俗读物……应有尽有，可谓一名响当当的“多产作家”。但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还属那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那部被他自己称作是“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的《四世同堂》。

这部长篇巨著将近80万字，动笔于1944年元月，完稿于1949年秋，由《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分组成。它以沦陷的北平为背景，以祁家四世同堂的生活为主线，真实而又形象地描绘出了以小羊圈胡同住户为代表的各个阶层、各色人物的浮沉荣辱、生死存亡。这里有日军铁蹄下广大平民的悲惨遭遇，亦有古老、宁静的生活被打破后的不安、惶恐与震撼，更有百姓们面对强敌愤而反抗的英勇无畏。有人说，它是一部史诗般的宏伟巨制；有人说，它是作者划时代的不朽作品。

北大教授钱理群是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著名学者，他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中对该书的作者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他说：“老舍早期作品大都以‘理想市民’的侠义行动为善良的平民百姓锄奸，从而获得‘大团圆’式的戏剧结局。这不仅显示出老舍的真诚、天真，也暴露了老舍思想的平庸面。……随着生活的发展，老舍的创作也在深化。特别是抗战时期所写的《四世同堂》里，自觉地从对传统文化、民族性格潜在的力量的挖掘中，去寻找民族振兴的理想之路。老舍在小说中明确地指出，传统文化‘是应当用筛子筛一下的’，筛去了‘灰土’，‘剩下的是几块真金’，这种‘真金’，就是‘真正中国文化的真实的力量’，虽然也是‘旧的’，但‘正是一种可以革新的基础’。……这瞩望于未来的眼光，标志着老舍的创作随着时代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的确，这正是《四世同堂》的精髓之所在——经历了“八方风雨”的老舍，开始从民族心理，从文化传统，从历史所赋予的内聚力上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挖掘了。在作品当中，他一方面回答了中国的抗战为什么会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又揭示出了偌大的一个中国为什么竟会让小小的日本收拾得如此之惨的真正内涵。为此，这时的老舍不再是以前的老舍了，这时他笔下的“北京文化”也不再是以前的“北京文化”了。

民族，带着鞭痕，悲壮地生存着。

国家，带着创伤，骄傲地屹立着。

人民，带着鲜血，顽强地站立着。

正义，带着它的庄严、神圣和人道，光荣地战胜了邪恶、侵略和野蛮。

这是胡絜青和舒乙为《四世同堂》所总结出的基调。的确，此时的老舍对他笔下的人物不再含有悲悯和遗憾了，此时的老舍对他笔下的社会不再含有惋惜与眷恋了。这一重大的变化，不仅一改他以往作品的基调与色彩，也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史册上留下了清晰的记录。而作为先后两次被拍成电视连续剧的这部小说，更是在中国的观众中无不家喻户晓了。

老舍变了，老舍的变化是令人瞩目的。无疑，抗日战争是他的分水岭——既是人生的分水岭，也是写作的分水岭；而他自己更是坦然相承，他的转变完全来自于抗日救亡这一悲壮而雄劲的“八方风雨”。最初的他，只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文艺界尽责的小卒”；但是最终的结果，他不仅做到了，而且实实在在地成为了中国文艺大军中的一名令人敬仰的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