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丨愿“一次灵”笼子成“利器”（2）

有专家表示，严格意义上说，中办、国办于2009年6月30日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相当于一个党内文件；而正在着手制定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则是一部党内法规，更具有权威性、系统性。问责制度从原来的《暂行规定》，上升到《条例》，意味着问责制度将通过党内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制度支撑。

深圳晚报也认为，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公报提出，要制定党内问责条例，把问责作为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也正是在此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要整合问责制度，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

制定党内问责条例，是加强全面从严治党的迫切要求，更是党内问责走向精细化、系统化和法治化的现实需要。目前党内问责制度的一个明显特征，即是碎片化，相关问责条款分散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中，还没有形成体系，而且很多条款只是原则性规定，具体操作起来面临着弹性解读的空间，党内问责的广度、力度和锐度均有待加强。

2009年中央公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属于狭义的问责，很大程度上应归于行政问责范畴，而要坚决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制定党内问责条例就变成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只有党纪政纪双双发力，才能让党政领导干部绷紧神经，时刻戒慎警惕，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建立对权力的敬畏之心。

权为民所授，任何不正当用权的行为都应该被追责，这是天经地义的政治伦理。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党的形象，体现着对党的责任和担当，倘若权力加身，却不知为民谋利、为党负责，甚至滥权以行、亵渎职责，那相关责任人就必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问责。

现实中，针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多由中纪委以发文、通知、意见、办法的形式体现出来，尚且没有实现问责的常态化和法治化。加速制定党内监督条例的重要意义，即在于让党内问责依法依纪而行，一切有章可循，从而在根本上坐实问责的效力。

毫无疑问，党内问责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将在党的发展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今之计，根据党中央和中纪委要求，整合和健全党内问责制度，制定出台一部专门的党内问责条例，需要进一步塑造问责启动机制，廓清问责的内容、范围和处置条款；更重要的是，要建立阳光透明的问责机制，让民众可以监督整个问责过程。如此，以完善健全的党内问责制度，唤醒党员干部敬畏之心，不负民众信任与托付。

如何“加鞭”？王岐山也指出，制定问责条例要坚持问题导向，抓住主要矛盾，尊崇党章、聚焦政治责任，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开展问责。要抓住“关键少数”，直指压力传导不下去这个突出问题，让从严治党严起来实起来。制度创新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不能贪大求全，否则就突出不了重点，把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淹没在大量文字之中。要抓住现阶段的主要问题，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只要方向正确，迈出一步就是胜利。

如何“扬鞭”？也如王岐山强调，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执行制度关键在人。党的领导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领”就是率先垂范、引领示范，“导”就是要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问责条例能否起作用，关键在于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敢不敢较真、有没有战斗性。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要把自己摆进去，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以眼里不揉沙子的认真劲儿，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

“不用扬鞭自奋蹄”。有 “一次灵”笼子、“利器”，有“加鞭”、“扬鞭”，官员肯定会“更奋蹄”。

愿“一次灵”笼子成“利器”！

（作者单位：河南信阳市息县纪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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