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社会信任度调查

核心数据

●公众对亲人的信任度接近100%，有86.5%的公众愿意信任朋友，邻居获得80.1%的公众信任，陌生人信任度仅5.6%

●公众对教师的信任度最高，达到86.5%。随后依次是医生(78.4%)、同事(69.4%)、警察(68.2%)、法官(60.9%)、党政机关干部(53.8%)和商人(29.8%)

●与CSS2013的相关数据相比，党政机关干部获得的信任上升了4.3个百分点；商人获得的信任度下降了近6个百分点，医生获得的信任度也降低了3.5个百分点

一直以来，公众的信任水平是衡量社会经济平稳发展、防范社会风险和化解潜在危机的重要指标。在信任理论中，根据交往双方的身份，外在环境中的互动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人际互动，发生在人际交往领域，交往对象包括家人、朋友等，催生人际信任；另一类是制度互动，互动对象是制度或者实施制度的代表(比如医生、法官、警察等)，互动行为是以制度规范为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15年下半年开展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以下简称“CSS2015”)显示，这两类信任各有特点，呈“喜忧参半”的态势。

提高对陌生人的信任是提升人际信任整体水平、提高社会发展环境质量的重点

费孝通先生曾指出，中国的人际关系通过血缘、地缘的纽带联系而相互叠加，呈现以个体为中心由亲至疏的“差序格局”状态。CSS2015调查显示，发生在人际关系内的各类信任也呈现差序格局，但公众对陌生人的信任度远远低于其他类型的人际信任，出现巨大的人际断裂。

第一、人际信任存在差序格局。调查显示，在对亲人、朋友、邻居、陌生人这四类常见的人际交往人群进行信任评估时，公众对“亲人”的信任程度最高，其次是对朋友的信任，对邻居的信任排在第三，对陌生人的信任排在最末。人际信任的排序说明，公众对不同类型的人际群体持有不同程度的信任，人际信任内部也存在“差序格局”。

第二、亲人获得的信任度最高，陌生人最低。值得注意的是，人际信任内部的差异程度非常大。公众对亲人的信任度接近100%，但对其他群体的信任度都比它低了至少10个百分点。有86.5%的公众愿意信任朋友，邻居获得80.1%的公众信任。陌生人排在最末，获得的信任度仅5.6%，比对亲人的信任度低了90多个百分点。与CSS2013数据相比，CSS2015中对亲人和朋友的信任度减少了3.1个百分点，而本就不高的陌生人信任度也少了近1个百分点。

以上发现说明，人际信任中“对亲人的信任”是最稳定、最有效的信任，加强家庭建设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同时，随着陌生人在社交网络中占比的攀升，提高对陌生人的信任是提升人际信任整体水平、提高社会发展环境质量的重点。

公众对商人、医生、陌生人的信任度均在下降；党政机关干部获得公众的信任度略有上升

作为传统人际架构范围之外的行动准则或办事规程，制度是对“非人际”关系领域内的社会互动的一种规范和承诺，而公众之所以对制度(代表)产生信任，在于相信这些制度会顾及自身利益，并且它能够在相应领域内实现对公众的承诺。

第一、制度信任内部也存在显著不同，教师获得的信任度最高、商人信任最低。在对同事、党政机关干部、商人、教师、医生、警察、法官七类常见的制度代表的信任评估中，公众对教师的信任度最高，达到86.5%。随后是医生(78.4%)、同事(69.4%)、警察(68.2%)、法官(60.9%)、党政机关干部(53.8%)和商人(29.8%)。公众对各类制度代表存在不同程度的信任，意味着公众对这些制度代表能否照顾到自身的利益、能否履行相关承诺存在不同程度的评估。

第二、公众对党政机关干部的信任度稍有提升。与CSS2013的相关数据相比，党政机关干部获得的信任上升了4.3个百分点，说明此制度的代表获得公众的认可度在提升。不过，作为政府组织各个环节运行的执行者，党政机关干部的身份地位比较特殊。他们理应获得排名靠前的信任度，才是“为人民服务”工作宗旨的真正体现。排位靠后的现实情况，说明党政机关干部的各项作风仍需改进，以便营造更为融洽的干群关系。

第三、公众对商人、医生的信任度在下降。与CSS2013的相关数据相比，商人获得的信任度下降了近6个百分点，商业信任呈下降趋势。这将导致商业运行成本增加、拉低供给侧改革成效，还很可能引发各种不可预见的社会冲突。此外，CSS2015中医生获得的信任度也降低了3.5个百分点。尽管国家在医疗保障方面做了各种努力，但从信任数据下降的事实来看，2013年以来的医疗保障制度很可能未达到承诺的水平，易引发不必要的医患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