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2）

北平爱国学生“一二·九”、“一二·一六”的示威游行，立即得到全国各地的广泛响应，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的热潮。天津爱国学生12月18日举行示威游行，19日实行罢课。上海爱国学生和文化、教育各界以及广大工人、群众，于12月24日举行全市示威游行。南京、杭州、武汉、广州、开封、济南、太原等城市，爱国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请愿和罢课，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各地工人在全国总工会的号召下，纷纷举行罢工，抗议国民党对日妥协和镇压抗日运动，支援学生斗争。广州、上海的工人召开大会，发表通电，要求对日宣战。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沈钧儒、马相伯、邹韬奋、章乃器等300余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27日，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陶行知、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被推选为执行委员，沈钧儒为主席，组成执行委员会，统一领导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此前后，其他爱国人士和爱国团体也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发出通电，出版各种救亡刊物，要求国民政府保卫领土主权，停止内战，出兵抗日。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世界各地，海外侨胞深感振奋，立即向国内各校学生组织发出电函，赞扬学生的革命精神，誓为学生的后盾。

中国共产党北方局根据毛泽东关于“学生运动要得到持久性，……只有和工人、农民、兵士的斗争配合起来，才有可能”的指示，不失时机地把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扩展到工农兵中去。北平、天津500余名学生组织了南下宣传队，沿平汉线南下，在河北省向农民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后被国民党当局强令解散。1936年1月下旬，上海90余名学生组织了救国宣传团，在京沪铁路两侧的农村进行宣传工作，被国民党军警拘捕，被迫返回上海。武汉、广州、济南等地的学生也深入农村，宣传和发动农民。

一二·九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阴谋，打击了国民政府“只安内，不攘外”的反动政策，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广泛发动了群众，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它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所以，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1936年2月1日，北平爱国学生在北平师范大学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爱国青年有了抗日的先进的群众性组织。

与此同时，全国各阶层群众性的救国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了将各地救国组织联合起来，造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强大压力，1936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筹备会议上，提出了召开全国各界联合会代表会的主张。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举行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出席的有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60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会议听取了筹备委员会的筹备情况报告，以及平津民先队和上海、南京、厦门、香港等地救国会活动情况的报告；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14人为常务委员；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文件。宣言指出：日本大陆政策的主要作用在灭亡全中国，我们唯一救亡图存的要道，在立刻全国团结一致以全力抗敌，认为救国阵线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促成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敌的任务，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为了实现联合抗日，会议通过的纲领提出：除了汉奸以外，我们在横的方面，坚决的主张各党派的合作；在纵的方面，诚意要求社会各阶层分子的合作；这个纲领呼吁：“大家捐弃前嫌，不咎既往”，联合起来！

救国会成立后，高举“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伟大旗帜，为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发动全民族抗战，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救国会特别呼吁国共两党要重新合作，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和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立即“开放抗日言论自由和救国运动自由”。并尖锐地指出：这些事做到了，“内”不必“安”而自“安”。

在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文化界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领导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等左翼文化团体，积极投入文化战线的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左联”领导人鲁迅在《答文化新闻社问》中，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反动面目。接着，“左联”发表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大众的文化组织书》，抗议日本的侵略，呼吁国际社会的支援，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日。“左联”出版了《萌芽》、《前哨》、《北斗》、《文化月报》等刊物，宣传无产阶级文化思想，从事马克思主义论著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爱国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大批抗日文艺作品，如阳翰笙的小说《义勇军》，萧红的小说《生死场》，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艾芜的小说《咆哮了的放家屯》，田汉的剧作《乱钟》，蒲风的诗《我迎着风狂和雨暴》，陈鲤庭、崔风云的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聂耳的《大路歌》，孙慎的《救亡进行曲》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的悲惨遭遇，教育人民奋起抵抗，不当亡国奴。尤其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传遍祖国各地，以其强烈的感染力，激励全中国人民奋起抗争。

华北事变后，不同阶层和派别的文艺工作者，纷纷表示要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为了建立文艺战线的抗日统一战线，1936年初，“左联”自动解散。10月1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21位文艺界新旧各派领导人，在共同签署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中明确提出：“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运之更有力”。“为民族利益计，我们又甚盼民族解放的文学或爱国文学在全国各处风起云涌，以鼓励民气”。《宣言》的发表，促进了文艺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使文化界的团结和战斗力进一步增强。

以一二·九运动为新起点的如火如荼的全民族救国运动，强烈要求国共重新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给中国国民党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虽然遭到南京政府的残酷镇压，但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凶焰，激发了千百万群众的爱国热情，冲击了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为动员全民族的抗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是迫使中国国民党调整内外政策，实现国共合作的强大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