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斐：时代精神与文化品格（2）

二、从人民生活中发掘时代精神、提升文化品格

时代精神是社会生活与社会变革的观念凝聚和意识升华，是在现实经济基础上所形成的上层建筑和对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典型化认知表达，诚如马克思所说，是生活规定了意识的内容。所以，它不仅是与时代生活相匹配、相契合的，而且更是对时代生活的萃聚与提升。既然如此，舍弃和规避了时代精神的文化创造又怎么能够准确而深刻地反映时代生活、切中时代脉动呢？

存在决定意识，实践生发精神。任何时代精神都是特定的时代生活与社会实践的升华物。因此，我们要使文化创造充盈时代精神，就必须自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深耕生活、深谙生活，并辅之以科学的和艺术的认知方式和表达方法。因为生活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有深入其中，才会有所发现。但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时代、同样的生活，不同的作者却往往会有不同的发现呢？这便是由各自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所致。由此可见，要在作品中写出时代精神，对于创作主体来说至少应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深入生活主潮，洞察生活底蕴，全方位感知和认识生活本身，并从中发现和提取最本质的东西加以比较、鉴别、淘洗、提炼，进而采用美学方式对之进行艺术化和典型化的提升与创造。这个过程，实际上正是从生活中发掘精神，并以艺术化的方式而使之渐趋明朗、显豁的过程。二是创作主体的意向、立场与观念必须正确。这就要求创作者自己首先必须具有正确而先进的主体精神，并对之施以科学裁量，最终表现在创作实践之中。鲁迅之所以能够做到“笔墨所至，精神顿出”，正是由于有此种主体精神，它使鲁迅对现实生活的每一变革都能产生强烈而正向的心灵感应，进而表现为交融着明睿见识与爱国激情的时代精神。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时代和同样的生活，创造社与“鸳蝴派”的作家们却写出了截然不同的作品呢？就因为前者的主体精神是“为人生”并“改良这人生”，而后者的精神追求则是“嬉戏生活”、“游戏人生”。写过《九三年》和《巴黎圣母院》等小说的维克多·雨果，生前只想通过文化创造表现不屈的民族精神，尤其是对真理与正义的不懈追求，但他死后却被民众发自内心地谥以“法兰西的良心”之崇高称誉。这些作家艺术家之所以能在文化创造中充分融贯和彰显强烈的时代精神，是因为他们自身就是时代精神的负载者和弘扬者。

显然，时代精神是优秀文化产品的必备要素，只有它才能赋予文化产品以美的形质与优良的品格。而时代精神在文化产品中的充分彰显，则是只有在主体与客体交融之后才能实现。这就要求作家艺术家必须深入生活、挚爱人民、感应时代、德艺双馨，努力营造足以形成提升时代精神的良好气场、优越环境和主客观条件，尤其是要坚决摒弃远离生活、俯仰市场，背对大众、张扬自我，规避现实、拥趸平庸，娱乐至上、票房为王，袭陈蹈旧、曲意逢迎，疏离主流题材、缠绵杯水风波以及各种“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等非正常、非正确的文化认知与艺术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