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康盛世”期间虽然社会经济尚不繁荣,社会发展水平仍较低下,但它仍不乏可资后世治国借鉴之处
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继承性。这就是说,后世帝王、贤臣在治国、平天下时,总是要从前世社会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成康盛世”期间虽然社会经济尚不十分繁荣,社会发展水平仍较低下,但它仍不乏可资后世治国的借鉴之处。
首先,要缔造“盛世”,就必须进行长期不懈的奋斗。《尚书·周书·毕命》说:“惟文王武王,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绥定厥家”。《史记·周本纪》也记载说:召公、毕公奉成王临终之命,率诸侯,在“先王庙” (即祖庙)中向新即位的康王宣告说:“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这些记载昭示,“成康盛世”是自周文王以来经数代人的努力奋斗才实现的,是来之不易的。康王即位后,应“以笃信临之”,即以文王、武王和成王遗愿,治理好周的天下。
其次,要缔造“盛世”,就必须借鉴往圣先贤治国的一切有益方略。武王灭商后西归时,打算“营周居于雒邑”,以此作为统治关东原商朝疆域的中心,当成王即位后,为实现武王遗愿,遂“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意”。康王即位后,以继承文武业绩为己任,于是明确“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类似记载,虽不很多,但它业已清楚说明,成、康二王是在继承文、武以来先王治国方略的前提下缔造“盛世”的。
第三,要缔造“盛世”,就必须巩固王朝的统一和广阔的疆域。文王和武王,开拓了疆域和建立了西周王朝。成王和周公巩固了西周疆域和西周的统一;而康王通过继续分封诸侯,进一步扩大了西周疆域。在成康全盛时期,西周疆域囊括了原商朝疆域的全部,关西周人居地与江汉及江浙等地。疆域的广阔和王朝的统一,客观上为“成康盛世”的形成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
第四,要缔造“盛世”,就必须保持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安定。西周初年,在统治者中业已形成了较为系统和成熟的治国思想,掌握了较高水平的治国之术,如《尚书·獒》在讲到“西献獒”时说:“明王慎德,四夷咸宾”。还说:“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狎侮小人,罔以尽其力”。周成王还说: “抚民以贤,除其邪虐;功加于时,德垂后裔”。成王在位期间,还曾推行“兴正礼乐”的措施,这对社会的安定、社会风气的良好,都曾起到了积极作用。总之,成康时期主要是以“德”和“礼乐”之制治国的。这种治国之术,完全适应当时的社会实际,从而出现了“民和睦,颂声兴”的盛况。
第五,要缔造“盛世”,就必须经常注意洞察和清除社会弊端,保持社会健康发展。“盛世”的缔造是长期的,同时又是极为困难的。一旦社会进入“盛世”,就会逐渐滋生一些新的社会弊端,并成为瓦解“盛世”的因素。如在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基础上必然会滋生社会富裕病,即统治阶级以为天下太平,无复可忧,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开拓、进取精神,陶醉于“盛世”,过起奢侈、享乐生活,从而对社会隐患疏于洞察,而平民百姓则受统治阶级腐朽生活习染,也产生一些不轨行为。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西周在康王之子姬王段(即昭王)继立后出现的情况正是如此。正如《史记·周本纪》说:“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穆王继立后,社会状况进一步恶化,出现了“王道衰微”的情况。可见,至穆王时, “成康盛世”已变成了历史陈迹。这自然是统治阶级对社会积弊疏于洞察和清除的必然结果。
(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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