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康盛世：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3）

■“成康盛世”期间虽然社会经济尚不繁荣，社会发展水平仍较低下，但它仍不乏可资后世治国借鉴之处

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继承性。这就是说，后世帝王、贤臣在治国、平天下时，总是要从前世社会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成康盛世”期间虽然社会经济尚不十分繁荣，社会发展水平仍较低下，但它仍不乏可资后世治国的借鉴之处。

首先，要缔造“盛世”，就必须进行长期不懈的奋斗。《尚书·周书·毕命》说：“惟文王武王，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绥定厥家”。《史记·周本纪》也记载说：召公、毕公奉成王临终之命，率诸侯，在“先王庙” (即祖庙)中向新即位的康王宣告说：“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这些记载昭示，“成康盛世”是自周文王以来经数代人的努力奋斗才实现的，是来之不易的。康王即位后，应“以笃信临之”，即以文王、武王和成王遗愿，治理好周的天下。

其次，要缔造“盛世”，就必须借鉴往圣先贤治国的一切有益方略。武王灭商后西归时，打算“营周居于雒邑”，以此作为统治关东原商朝疆域的中心，当成王即位后，为实现武王遗愿，遂“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意”。康王即位后，以继承文武业绩为己任，于是明确“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类似记载，虽不很多，但它业已清楚说明，成、康二王是在继承文、武以来先王治国方略的前提下缔造“盛世”的。

第三，要缔造“盛世”，就必须巩固王朝的统一和广阔的疆域。文王和武王，开拓了疆域和建立了西周王朝。成王和周公巩固了西周疆域和西周的统一；而康王通过继续分封诸侯，进一步扩大了西周疆域。在成康全盛时期，西周疆域囊括了原商朝疆域的全部，关西周人居地与江汉及江浙等地。疆域的广阔和王朝的统一，客观上为“成康盛世”的形成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

第四，要缔造“盛世”，就必须保持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安定。西周初年，在统治者中业已形成了较为系统和成熟的治国思想，掌握了较高水平的治国之术，如《尚书·獒》在讲到“西献獒”时说：“明王慎德，四夷咸宾”。还说：“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狎侮小人，罔以尽其力”。周成王还说： “抚民以贤，除其邪虐；功加于时，德垂后裔”。成王在位期间，还曾推行“兴正礼乐”的措施，这对社会的安定、社会风气的良好，都曾起到了积极作用。总之，成康时期主要是以“德”和“礼乐”之制治国的。这种治国之术，完全适应当时的社会实际，从而出现了“民和睦，颂声兴”的盛况。

第五，要缔造“盛世”，就必须经常注意洞察和清除社会弊端，保持社会健康发展。“盛世”的缔造是长期的，同时又是极为困难的。一旦社会进入“盛世”，就会逐渐滋生一些新的社会弊端，并成为瓦解“盛世”的因素。如在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基础上必然会滋生社会富裕病，即统治阶级以为天下太平，无复可忧，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开拓、进取精神，陶醉于“盛世”，过起奢侈、享乐生活，从而对社会隐患疏于洞察，而平民百姓则受统治阶级腐朽生活习染，也产生一些不轨行为。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西周在康王之子姬王段(即昭王)继立后出现的情况正是如此。正如《史记·周本纪》说：“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穆王继立后，社会状况进一步恶化，出现了“王道衰微”的情况。可见，至穆王时， “成康盛世”已变成了历史陈迹。这自然是统治阶级对社会积弊疏于洞察和清除的必然结果。

（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