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康盛世：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2）

■“成康盛世”的出现既有周文王治岐之功，也有武王灭商建周之效，尤其与成、康二王采取重大治国举措密切相关

“成康盛世”的出现，是周族人长期辛勤缔造的结果。其中既有周文王治岐之功，也有武王灭商建周之效，尤其与成、康二王采取重大治国举措密切相关。

1.周公东征平叛。周公辅政后，担心乘武王之死，“诸侯叛周，公乃摄行政当国”。周公此举，竟引起了“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并在各自封国内散布不满周公的流言蜚语，说什么“公将不利于孺子”。在此情况下，武庚以为有机可乘，于是和管叔、蔡叔等相勾结，并联合原商朝盟国，如薄姑、奄、淮夷等发动了反周叛乱。

武庚与管叔、蔡叔等发动的叛乱事件，严重威胁着西周王朝，于是“周公奉成王命”，东征平叛。经过三年多的艰苦战争，终于“诛武庚、管叔，放蔡叔”，灭薄姑、奄和淮夷等，平定了叛乱，将东部疆域扩展至海边，东北部疆域扩展至今河北省北部一带，从而巩固了新生的西周王朝，为“成康盛世”的形成创造了重要条件。

2.成王营建东都洛邑。西周所封诸侯国，大多在洛邑的东、北、南三面地区。东都洛邑的营建完成，客观上便利了对各诸侯国的统辖，而各诸侯国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向周王室的贡献也方便多了。所以，周公当时曾说：洛邑在“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尚书·周书·康诰》甚至说：“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东都洛邑的营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宗周丰镐对黄河下游等地管辖上鞭长莫及的困难，对“成康盛世”的形成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

3.康王实行拓疆、分封与“明德慎罚”举措。周康王是成王之子，名姬钊。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康王即位后，曾宣布继承文王与武王业绩，并获得了成功，尤其在开拓疆域、继续分封和“明德慎罚”等方面所取得的业绩更为显著。

在康王时期，继续实行分封诸侯制度，成了推动“成康盛世”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周康王在继续分封诸侯的同时，又极力维护周王室的宗主地位，以此巩固分封制和西周王朝。据《麦尊》铭文记载，刑侯在就封后，曾返回丰镐朝见康王。康王待之以很高礼遇，让其参加裸祭和大射礼，又赐予二百家侍卫之臣，甚至还把自己乘坐的马车也赐给了刑侯。《侯旨鼎》云：“侯旨初见事于宗周，王赏旨贝廿朋。”沈长云先生认为，“旨”为第二代燕侯，当他继立后，就按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前往丰镐朝见周康王。这同样反映了康王时期维护周王室宗主地位的情况。宗法分封制为“成康盛世”的形成起了奠定基础的作用。

“明德慎罚”是一种治国思想，同时也是一种治国制度。这一制度约创始于周文王时期，而盛行于成、康二王时期。《尚书·周书·梓材》云：“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 《梓材》是周公平定武庚与管蔡二叔之乱，分封康叔姬封(武王之弟)建立卫国后，以成王的名义告诫康叔的文告，其内容主要讲述“为政之道”。《尚书正义》注《梓材》这段话时说：“言文武已勤用明德，怀远为近，汝治国当法之”。

在成康时期，以“明德慎罚”制度治国，曾取得了很大成功。《史记·周本纪》说： “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董仲舒“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制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义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 的说法，虽对成康时期尚未实行严刑酷法问题有过分称颂之嫌，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成康时期实行刑罚较为宽松的一些情况。

总之，“成康盛世”是经历数代人的不懈努力才缔造成功的。这一成功的获得实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