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虎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三个重大关系

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在实践中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系列重大关系问题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绕不过去的重大课题。在诸多重大关系问题之中，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尤其受到了学界关注和讨论。

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两个马克思”的神话制造者首先来源于西方，主要集中在一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中。问题还得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称《手稿》）的发表说起。自从《手稿》1932年全文公开面世开始，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围绕《手稿》提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两个马克思”的主张，人为炮制了“两个马克思”的神话，即作为人道主义者的“青年马克思”和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老年马克思”。他们欢迎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老年马克思”。在对《手稿》历史地位的评价中，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极力抬高青年马克思《手稿》的思想意义，而贬低和否定成熟时期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另一种观点极力贬低《手稿》的思想意义，否定《手稿》的思想与马克思后来著作思想的连续性。尽管上述两种观点看似截然相反，一个是贬低前期而抬高后期，一个是贬低后期而抬高前期。但是，它们在制造“两个马克思”的神话即把前期或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与后期成熟期的马克思的思想截然对立起来方面却又是惊人的相似，都是不正确的。

诚然，《手稿》存在着这样那样一些观点还不够成熟、表述和用语还不够稳定准确的问题，但是，《手稿》与紧随其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在基本精神、主要观点和致思理路上有着内在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观点和论题都以萌芽或胚胎的形式在《手稿》中得到了最初的讨论和表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赞同学界一些学者将《手稿》看作是马克思学说的“秘密和诞生地”。实际上，《手稿》不仅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历程中，而且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史上都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因此，正如有学者明确指出的：通过夸大《手稿》的不成熟来贬低《手稿》的意义，进而制造“两个马克思”对立的神话是不可取的。在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依然不应制造“两个马克思”对立的新神话。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由来已久。自上世纪3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一直都是伴随着“两个马克思”的讨论而出现的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始于上世纪80年代。总体而言，在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国内外大致有三种不同观点：“对立论”“一致论”和“差异论”。

“对立论”的观点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提出来的。卢卡奇在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首先指认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待自然辩证法的态度不同。随后，法兰克福学派、萨特、施密特等都批评恩格斯把辩证法实体化，变成了世界观，而马克思仅把它看成内在于历史之中，自然本身并没有辩证法，只有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时才有辩证的运动。西方“马克思学”者也明确主张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的对立。国内持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观点的学者，曾撰文阐述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学术思想方面的五大差别：即超验视野与经验视野、存在决定意识与意识决定精神、大写的真理与小写的真理、彼岸的自由世界与此岸的自由王国、个体性的分殊。

与“对立论”针锋相对的是“一致论”，后者否认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之间的根本对立，而明确宣称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的一致性。当然，“一致论”观点也承认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差别，诸如二者在个人气质、知识背景、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差异以及二者在理论分工上的区别，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二者在基本思想和根本宗旨上的总体的一致性。况且，这种一致性在恩格斯逝世后也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普列汉诺夫、卢森堡、列宁等人的一致维护和坚决捍卫。国内已故哲学家孙伯睽先生曾在《西方“马克思学”》一书中较早地对西方马克思学的代表人物持有的“对立论”观点进行了详尽考察，在揭露西方“马克思学”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论”的错误及其方法论根源的过程中，重申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的一致性。

第三种观点即“差异论”的代表性人物是美国“马克思学”家特雷尔·卡弗，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一书中，卡弗借用恩格斯的话提出了马克思与恩格斯谁才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第一小提琴手”的质疑，他的结论是：恩格斯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小提琴手”。卡弗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问题是一个解释学的问题，它依赖于评论者和文本、评论者和听众之间的对话，因而不可能得出一个一劳永逸的、唯一的标准答案。一些学者认为，对于“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讨论，重要的并不是在这一问题上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而在于研究问题的过程，重要的是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方法和对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的正确认识。当然，这既需要文献学的实证性研究，也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深度“耕犁”，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从根本上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化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