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也撰《谈读杂书》,说读杂书一能很好地休息,二能增长知识,三能学习语言,四是“从杂书里可以悟出一些写小说、写散文的道理,尤其是书论和画论”。其实读杂书是一种很文人气的行为,很高雅的行为,读杂书或者善读杂书是读书人的一个诀窍。
现在的中国人还在读书,但是问题在于有很多“敌人”,最大的“敌人”是功利化。在这样一个专业化时代,确实需要达到很多目标,拿学位,考研究生,写博士论文,获得某一专业的成就,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途径,但这不是读书的全部。过去古代读书人说“为人之学”和“为己之学”,为自己读书是一种很好的趣味和境界。我说读书不能仅仅理解为拿学位、学本事、谋职业,所以我才会说今天要让大学生,让社会上的人养成读“无实用、有大用”的书的读书习惯。你做什么事情就读什么书,这个不用你说,每个人都懂得。我提倡的是读跟你的工作没有关系的书,或者说跟你的晋升或者升级没有关系的那些书。
为什么这么说,现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大学本科教的那些知识,到了硕士进一步缩小,到了博士再进一步缩小,到了教授就剩下一个自己的专业了。这个专业化的特征在全世界都一样。专业化一方面使得我们人类的具体专业知识大大推进,但另一方面对具体而言的读书人来说,一辈子从事一个很小的专业,就精神层面而言是有点可惜的。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在高深的专业研究之外,保持对宇宙、对人生的广泛兴趣,是一种值得欣赏的生活态度,过分学科化与专业化导致知识之间的隔阂,导致人们对世界理解得不完整,割裂了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状态。
作为一个读书人,那些跟你的工作没有关系的阅读,不能拿来评职称、不能拿来报课题、也不能拿来获奖的阅读是我们必须坚守的。今天的学科倾向是,理科往工科偏、人文往社科偏,这个趋势就是越来越讲求有用,而人类知识的探寻很多时候是没有用的,没有用不是说真的没用,而是说现在还不是可以实际应用的知识。我这样讲,你会觉得我是人文学教授才这么说,其实我在人文学教授里面特别强调防止人文学科的教授变成“深宫怨妇”。上世纪70年代所有第一名的文科生都考中文系,90年代都转到经济管理学院去了。香港大学每年招大概1600个大陆学生,家长们趋之若鹜,去了之后首选工商管理。让人伤心的是这么多聪明的头脑都学了工商管理。北大的文科里面考分最低的是哲学系,而哲学本来应该是最聪明的人学的。我不是说分数不高就不聪明,但是我觉得整个社会的趋向对那些悠远绵长的东西不感兴趣,对不能转化为薪水的东西不感兴趣,这是现在社会的一个大毛病。我承认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重视是有道理的,我只是说今天我们的人文学科学者们必须学会大声说出自己专业的好处。
有一个朋友说是晚清的制度导致了这个状态,因为中了欧美大学制度的毒。我认为这并不对,因为欧美一流的大学,不管是综合性大学还是文理学院,都特别重视“博雅”的课程,强调对人类、对历史、对人生的理解和接受,今天的专业化其实是遗留了上世纪50年代的状态,今天的专业化,特别是教育里过早的专业化,其实是不好的状态。我再三抨击今天中国的文理分科制度。以前的人是杂食出来的,什么都吃的,今天都是精粮、细粮,培养出来的人除掉这一口其他都不懂,或者其他的都不感兴趣,这是大学教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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