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新文化运动与西学东渐（4）

1915年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特色

西学东渐是新文化运动开展以后带来的必然的结果。早在19世纪晚期中国清朝政府就已经派出赴西方国家学习的留学生，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又派遣了大批留学生赴日本学习。此外，自费留学美、欧、日的学生也越来越多，所以西学东渐远不是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才出现的现象。

西学东渐实际上指如何把西方国家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带到中国来，使它们能在中国国土上发生影响，发挥作用。由于科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然科学，包括数、理、化、天文、地理、医、工程等领域的知识、方法和作用，也包括军事技术、装备等，另一类是人文社会科学，包括文、史、哲、语言、考古、伦理、法律、经济、教育学等。此外还包括军事理论、军事管理等。还有一些介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或兼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特色的学科，如心理、环境、规划学等等。

虽然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清朝政府已经派出多批留学生到英、美、德、日等国家去学习，还聘请外国专家前来中国讲学或担任某一部门或单位的顾问，这可以称作西学东渐的一部分，但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中的西学东渐相比，二者有以下五个重大的区别。

第一，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派出的留学生，主要是清政府或地方督抚所派遣的，以学习技术、军事为主，并没有把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作为学生引进的意图，如果有，那也只是一部分留学生的个人行为。而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展以后，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由各省所派遣的留学生，开始关心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方法和精神的引进。这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在1915年以后，留学回国的学生中有愿意从事教育的，一般都能如愿以偿，因为从北京、上海到各省，大家都有发展教育，培育人才，开发民智的愿望。无论是北京或上海，还是各省会城市，都新设立一些高等学校、师范学校或高中。所以回国任教的留学生有了用武之地，他们把课堂当作了西学东渐的讲坛。这种情况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是不多见的。

第三，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中国的政界、思想界沉闷的局面未被打破。而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倡议下，中国的政界、思想界乃至中国社会的沉闷局面被打破，中国的前途究竟是维持现状还是另辟新路，什么是新路？是建立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向布尔什维克学习，都是新文化运动参加者热衷探讨的问题。

第四，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尽管清政府和各省都派出了去美、西欧和日本的大批留学生，他们回国后在技术部门、工程部门和管理部门也担负了一些职务，他们也把西方学说引进中国，但他们既没有形成一个学术中心，也没有一个类似的组织作为发动群众的中心。简单地说，他们依然是一盘散沙。新文化运动开始后便不一样了。

第五，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来后，知识界、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的阵线越来越清楚了。他们之中大体上分为三种倾向：一部分正在积极探索如何建立共产党，走马克思主义道路，认为中国社会必须经过工农革命，建立新社会才能振兴，才能实现富强、自由、平等、公正。当时一批又一批有志之士，希望通过勤工俭学能到西欧国家去接收马克思主义学说。此外，也有少数人到莫斯科去领悟俄国十月革命成果。这些人中，不少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追随者。另一部分选择了广东，南下支持孙中山。还有一部分，投身于文化界、学术界，成为继续从事新文化使命的学者。

对“五四”前后西学东渐的正确评价

关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以及由此掀起的西学东渐的热潮，并未因“五四运动”的结束而停步。两个十分有利的条件已经具备：一是除北京和上海外，大多数省会城市开始新建了一批大学，建校经费或来自中央政府、各个地方政府，或来自教会、其他公益机构，或来自商界的赞助；二是各地新创办了一些杂志，或成立了一些学习研究性的团体，它们聚集了一批有志于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学说的知识界人士。

例如，1918年12月22日，陈独秀、李大钊在北京创办了《每周评论》，主要宣传反封建、反军阀统治、反帝国主义的思想，介绍十月革命，介绍社会主义学说。杂志主要撰稿人除陈独秀、李大钊以外，还有张申府、胡适、周作人等。

又如，《新教育》月刊于1919年2月在上海创刊，由蒋梦麟任主编。《新教育》提倡平民教育，提倡白话文，主张建立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

再如，1919年3月23日，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北京大学宣布成立，邓中夏、廖书仓为总务干事。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北京城内设四个固定讲演场所，讲演内容包括反日爱国、民主政治、破除迷信、反对封建家族制度、提倡科学和文化等。同年7月1日，王光祈、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少年中国学会。该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该会有成员42人，王光祈担任会长。

在北京以外，天津的进步青年由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等人发起，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于1919年9月16日组成了“觉悟社”，并开始出版不定期刊物《觉悟》杂志，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

1920年，恽代英、林育南等人在武汉组织成立了利群书社，书社经销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激进书报杂志，影响了不少青年。

在这里还应当提到，1918年4月18日由毛泽东发起，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蔡和森家中，成立“新民学会”，基本成员共21人。1920年8月13日，已在法国的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主张组建中国共产党，争取国际无产阶级援助。12月1日，毛泽东复信蔡和森，对其主张极表赞同。

在这一年的4月，俄共党员维金斯基抵京后，同李大钊等人讨论后表示：在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以及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已经成熟。李大钊同意维金斯基的意见，介绍他到上海与陈独秀见面。

至此，为一年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举行准备了足够的条件。1921年7月23日，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中秘密召开。到会的正式代表有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东京小组的周佛海，另有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7月30日，李书城家受到法租界巡捕注意。31日，大会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开会并在此闭幕。大会确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大会选出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李达、张国焘分别负责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闭幕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开始了中国政治新阶段。

对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评价既已清楚，那么对新文化运动期间的西学东渐的评价也就不言自明了。

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从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西学东渐的影响的扩大可能更加引人注意。这是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帝反封建色彩，使一批又一批想改革社会的人，抛弃保守、另辟新路。他们渴望从西方国家和日本新出版的书籍和报纸杂志上找到自己需要的知识，他们更希望有一个选择的机会，因为只有通过选择才能找到目标和通向目标的途径。

国外传入的有关社会科学的各种学说中，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村社社会主义，还有马克思主义。中国的进步青年在这些学说中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对人们最有吸引力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进步青年对于新路的认识尽管不一样，但“走十月革命之路”却成为人们向往的道路，这同样是选择的结果。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新文化运动过程中西学东渐的意义。

即使人们当时对引进的西方国家和日本出版的法律学、政治学、教育学和经济学的书籍的兴趣日增，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国内的改革旧传统和创建新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反帝反封建的赞成者和支持者的人数越来越多，人们对东渐的西学的兴趣也越来越大。由于目标是反帝反封建，所以法律学、政治学、教育学和经济学书刊也越来越受欢迎。这并不违背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只要不是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建专制主义歌功颂德或竭力辩解的，只要是称赞民主、自由、平等的西方书刊，都会有读者。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应当正确地看待当时的西学东渐，不能由于引进中国的西方国家出版物中有介绍资产阶级法律学、政治学、教育学和经济学的书刊而贬损西学东渐的作用。换言之，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主流是否定旧文化、旧思想、旧伦理，引进的资产阶级法律学、政治学、教育学和经济学，不仅有助于开阔国人的视野，而且其中仍有不少内容可供刚成立的民国政府立法、行政管理、学校建设作参考。

再以经济学的引进来说，1915年前后，在西方国家占主流地位的是新古典学派，无论是新古典学派的大本营英国，还是接受新古典经济学的美国，都以完善市场经济，鼓励市场竞争，反对国家垄断为基调。当时留学英美的中国留学生所学习到的经济学说，都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国的市场是不完善的，私营工业企业受到的限制更多，其中既有政府的限制，更有帝国主义国家资本的特权的存在，而且中国劳工的地位得不到保障，这些都是不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本意的。因此，在中国国内各高等学校内讲授当时占主流经济学位置的新古典学派的学说，也有对人们的启示作用，所以不应当一笔抹杀引进新古典经济学说的作用。

除此以外，还应当看到，经济学中有不少实用的内容。例如，财政的管理（包括国家预算应力求平衡，国际收支也应维持基本平衡）、金融的管理和风险的防范、证券市场的建设和运行、工业企业的投资和经营、国际贸易的开展、城市化、农村人口的流动、市场秩序的维护等，都是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知识。中国经济今后应如何健康发展，如何参与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需要一大批专业人才。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知识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政界、法学界、经济界努力学习和了解西方经济的组织和法制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在评价西学东渐时需要注意到的。总之，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特大功绩，包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之一的西学东渐，都应当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中去评价，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