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对关系是实现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统筹治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只有产生先后、表现形式不同的区分,并没有孰大孰小、孰重孰轻的区分。不是说传统安全就比非传统安全重要,或者说非传统安全比传统安全重要,因为它们在不同形势下的重要程度表现不一样,所以既不能因传统安全历史长、影响深而忽视非传统安全,也不能因非传统安全现实性强、威胁大而忘却传统安全。比如说粮食安全,现在讲网络安全,粮食安全就不重要了吗?不是。而且,传统安全可以以新的样式转化为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演、问题的变换而转化为传统安全。
第四对关系是实现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的有机统一。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我们既不能走历史上有些朝代文盛武衰、国富兵弱的老路,也不能走当今世界有些国家穷兵黩武、搞军备竞赛,最终拖垮国家的邪路。
第五对关系是实现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相辅相成。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国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精准表述,对国家安全体系中主要关系的精辟概括,抓住了国家安全治理的关键,拎起了国家安全体系的纲,提出了与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一致,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协调的系统安全观。系统安全观是当代世界、当代社会时空联系更加紧密、耦合效应更加明显、复杂程度更加增加状态在安全治理上的反映和提炼,要求我们摆脱安全治理上的简单、封闭、线性的思维方式,注重系统功能、信息机制、突变机理等复杂性规律,从而及时预防、主动控制、有效应对各种安全问题。系统安全观是符合现代社会安全治理规律的安全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创新思维看待当代国家安全,指出“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因为世界各国已经是利益交融、安危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以统筹思维推进安全治理。要求统筹维护、通盘考量,多管齐下、综合施策,着力重点、绸缪隐患,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以法治思维治理国家安全。“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强调用明确的法律规范来维护社会秩序,形成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牢固树立法治的权威;以底线思维对待安全隐患。要求我们宁可把形势想得更复杂一点,把挑战看得更严峻一些,做好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有备无患,未雨绸缪,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以效率思维部署国家安全工作。要求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遵循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的原则,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紧紧围绕国家安全工作的统一部署狠抓落实。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国家安全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急剧增大。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洞察国家安全大势、掌控国家安全全局、确保国家安全态势的总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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