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江:清朝历史中的民族特色(4)

摘要:清朝是由女真族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政权。这个政权从一开始就是以多民族的多元共存作为自己特色的。经过两百多年的努力,清朝实现了从“清朝”认同到“中国”认同的过渡,至清末形成了“五族共和”的观念。因此,我们应该重视清朝历史上的民族特色,重视各民族在这个历史时期对祖国历史的共同贡献。

第三个叫“满汉一体”。这在皇帝的文集和《清实录》里经常能够看到。“满汉一体”体现在官员任用上,清朝主张“满汉双轨制”。从内阁六部到九卿,基本上是两套,一套叫做满洲系统,一套是汉族官员。比如吏部尚书,有吏部满尚书,有汉尚书;满侍郎,汉侍郎,一比一的配比。当然掌印的就体现在“首崇满洲”了,做主的是满洲官员。

这三句话体现了清朝国家的多民族性,也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处理国内主要民族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清朝与明朝相比有一个大的变化。明朝很明显的是以汉族作为“华夏”,其他的民族作为“四夷”,有的时候也称为“狄”,蛮、夷、戎、狄,总之是比较贬斥的概念。清朝入关建立王朝以后,因为在文化上处于适应和发展的状态,所以难以回避华夷的观念,但是清朝皇帝,特别是清初的几代皇帝,力主扭转传统的华夷不平等、华夷有别的观念。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努力,就是清初雍正皇帝与曾静的辩论曾静是明遗民吕留良的学生,是个汉族的传统儒生,他宣传吕留良的观点,认为满洲人入关取代明朝是蛮夷华夏,是中原陆沉,是亡国灭种。这个言论在当时对于清朝的统治是不利的,特别是雍正皇帝,当时刚刚即位,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雍正皇帝不惜放下皇帝之尊,跟曾静来辩论谁是华谁是夷,华夷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争论体现在后来编辑成的一本书《大义觉迷录》中。雍正首先承认,说我们是夷,但不是说我们边疆民族是夷,而是居住地点不同的一个区别,居住中原的叫“华”,居住在周围的人叫“夷”。这不代表我们落后,也不代表我们的血统。他说,舜为东夷之人,中国上古的“三皇五帝”圣明君主不也有出身夷的吗?所以“夷”不是一个贬称。然后讲,满洲对中华有大功,我们统一了这个国家,扩展了这个国家的版图,你怎么还能歧视满洲呢?清朝立国以来,满洲、蒙古、汉人各族平等,我们也没歧视你们。所以在清朝大一统的情况下,再讲华夷有别、华夷不平等,他认为这是非人类,根本就不顾实际情况。 

通过这个辩论,清朝就确立了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凡是国内的边疆民族,所有清朝管辖下的族群都不再是“夷”,都是中华体系的一部分。那么谁是“夷”呢?国境之外的,比方说俄罗斯人那是“夷”;跟我们对立打仗的准噶尔人是“夷”;另外还有来朝贡的外国人,这才是“夷”。国内的族群都应该是中华系统的平等的成员,而且雍正皇帝倡导“臣民”的概念。无论哪个民族,都是清朝的臣民,一律平等,不以出身作为区别高下,作为文化判断的标准。通过这场辩论,实际上在清前期实现了华夷观念的转变。国内的少数民族被称作“藩”,极个别情况也有“藩夷”的说法。所谓“藩”,是居住在国家的边缘部位,享有一定的自主和自治的权利。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清朝皇帝作出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转变。

为了巩固这样的观念,清朝皇帝对于胆敢挑战这种观念的人,无论你是哪个民族的,都严惩不贷。这里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康熙年间,古北口是长城五口之一,很重要的关口,古北口的总兵是汉族的蔡元。这个人就给皇帝上了一个奏章,说清朝已经建国这么多年了,长城已经坍塌得很厉害了,说要修长城防御外夷的入侵。这是明朝的一个策略,跟明朝的观念有关系。奏折上来以后,康熙皇帝非常生气,说中国历代都以长城作为保护自己的屏障,但是从来没有能够避免过外来的武力的征服。他说,反过来说,我朝情况正好相反,我朝以蒙古为长城,实行满蒙一家,所以化解了历代来自北方的各种各样的危机。他说,满蒙一家、众志成城比大规模的兴工铸造长城不是更有效吗?另外,乾隆皇帝的时候,有个满族大臣叫伊龄阿,伊龄阿1749年给乾隆皇帝上了一个奏折,在奏折里面他使用了夷和汉的概念,而且把“夷”用来指蒙古。乾隆皇帝非常生气,说你以蒙古为“夷”,其名不顺,不合潮流,国家都大一统了,满蒙一家,皇帝本身就有蒙古血统,你还讲这个东西,你不是愚蠢吗?然后说,蒙古已经臣服百年以上了,你目之为夷,蒙古人能心甘情愿吗?所以把他革职申斥。

责任编辑:叶其英校对:潘攀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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