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慢亚洲”何以慢，“快亚洲”何以快（2）

“快亚洲”与“慢亚洲”差别的原因是什么

当代的政治发展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当代亚洲政治总体上属于工业化时代的政治。为什么同属亚洲的不同国家（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出现显著反差？“快亚洲”与“慢亚洲”差别的原因是什么？亚洲国家（地区）工业化进程差距与相关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有何联系？这些就成为亚洲政治发展研究中值得关注的焦点问题。

经过将东亚国家（地区），如韩国、日本等与菲律宾、印度的工业化进程和政治发展道路进行对比，我们得出的基本认识是：社会结构的变动是决定工业化时代政治制度与体制以及发展策略选择与实施的基础性因素。

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地区）中凡是采取所谓“东亚模式”的国家，如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等，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在工业化进程开启之前或启动之初，都经历了社会结构的较大变动，或由于战争如韩国，或经过改革如日本、中国台湾，或经历革命如越南，或因为社会动荡如印度尼西亚，东亚近现代史上的社会动荡与变革性质、类型虽不同，但起到了相似的作用、导致了相似的结果，即比较彻底地改变了原有社会结构，传统社会秩序受到破坏，社会阶层及利益群体间原本固化的界限有所松动，社会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扁平化”趋势。

与东亚模式及东亚道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菲律宾和印度的体制与道路。菲律宾与印度经历了长期殖民统治，西方殖民者为统治分散化的国家采取了地方与社会相对自治的策略与体制并长期实行，菲律宾、印度两国的这种殖民地经历十分相像。因西方殖民者的长期的统治策略与体制的实施，菲律宾和印度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结构并高度稳定与固化。

在结构发生重大改变前提下的部分亚洲国家（地区），采取了一种导向性和约束性的特殊的政治体制及发展策略，将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流动导向了经济社会领域，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广泛而强劲的动力，同时约束了政治参与，限制了政治纷争，在一定阶段内维持了社会稳定，其快速实现了工业化。而在社会结构未曾发生重大改变的部分亚洲国家（地区），不具备采取“快亚洲”国家（地区）的相应体制与策略的条件。这些“慢亚洲”国家（地区）在传统社会结构之下，工业化依然缓慢地前行，与此同时，社会的传统体制和价值观得以一定程度地保留，社会在温和地改变和进步。无论是“快亚洲”还是“慢亚洲”，出现和形成这样两类社会进程以及两种模式，从根本上说，是一系列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因素导致的，并非人力所为，也绝非偶然。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