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勇：三论“新子学”（2）

重构典范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学者各有不同理解，或宣扬儒学道统说，或主张道家主干说，或以经学为中心。“新子学”提出之后，也有学者主张经学、子学兼治。关于经典文本的结构，当代学者也有新的探索，如主张以《论语》《孟子》《荀子》《礼记》为“新四书”，或者以儒家经典加上《老子》《庄子》为“新经学”。传统本即复合多元，不同的主张确可相互促进。以“新子学”的角度观之，谁是主流、谁是正统的争论，在古代自有其理据所在，而置诸今日，却已渐失其讨论价值。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应从中华文明的整体格局看待传统资源，因为中国思想要解决的不再是内部问题，而是如何应对现代性挑战。将儒学视为中国思想的主流与正统，不免失于偏狭。中国社会已经深深扎进现代体系之中，文化转型势在必行。学术要大胆创新，要适应时代，有必要对传统做一番大的重构。我们认为，重构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先秦时代思想的结构。

先秦是文明转型的时代，也是构想新的天下秩序的时代。围绕着建立一个怎样的文明体和如何建立这个文明体，早期的思想家们既能汲取古代的资源，又能深刻观察现实，他们独立思考，大胆发言，形成了众多流派。孔子和老子作为儒道思想的原点，各自发展出思想系统，同时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保持共识。原始儒家温厚活泼，开通多元，在其被体制化之前，既没有沾染经学的气息，也没有为维系中枢权威而不惜一切代价。原始道家宗旨清晰，意在构建更宽松更有活力的小规模文明体，而不像汉代之后被过度扭曲，畸变为一统帝国的统治技巧或者身体操作的指南。墨家是儒学价值的直接挑战者，开辟了论战的新视野，其关注底层和技术的倾向，为其他学派所不及。孟子和庄子都提到杨、墨的风行，可见墨家对当时思想界的巨大冲击。法家后起，代表了诸子学新兴力量，指引了当时政治体的发展，其系统的治理思想在后世影响深远。各家宗旨不一，却能相互吸收，越到晚期，这种趋势越明显。至《吕氏春秋》与《淮南子》，各家思想渐被吸纳并收，表达为一种中国早期文明的整体想象，最终促进了以秦汉帝国为标志的文明体的形成，这是思想创造力与时代呼应的典范。

从文化内部来看，先秦诸家皆能开出思想的新路，光耀一时。如果站在世界文明的维度上，最受瞩目的，则当属以孔、老为代表的原始儒家、道家。其中深藏的历史洞见和思想基因，也是现代文明重新理解自身、创新时代的宝贵资源。由孔、老切入元典时代，自然会在诸子学之外，注意到早期经学的价值。六经是古代典籍，其成为一个整体，则有赖于孔子。早期经学的发展，多体现为“传”，如《春秋公羊传》《周易传》等。汉代学者将《春秋》视为孔子思想的关键，而今人研究却多限于《论语》，对孔子和《春秋传》的关系有欠关注，不利于深入理解。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老子与《周易》在思想上的联系，特别是后世，无论王弼、陈抟抑或王夫之，易、老通治都是其学术的基础。《周易》和《老子》相互融通，古人限于经学观念，多不明言，今天则不妨深入加以讨论。“新子学”认为，关于元典时期的研究范围实应涵括诸子各家，旁涉早期经学，这样就能跳出经、子二分的传统观念，回归原点。我们主张以《春秋》《周易》《论语》《老子》为基础，这可能是激发创造的新典范；再旁及《孟子》《荀子》《庄子》《墨子》和《韩非子》等其他经典，形成元文化经典的新构造。

儒、道异同，经、子尊卑，一直是中国思想史上备受关注的重要命题。庄子云：“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在传统语境中，固然有合同孔、老的主张，也有很多人严分儒、道。而从出土的郭店简来看，早期儒、道两家并非水火不容。唐以前，学者出入经子百家是常态；只是宋明理学兴起后，理学家构造出正统和异端的界限，似乎孔子和老子完全成了正、邪之分。朱子把老子看成是阴谋家，务必除之而后快，这一态度对后来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略览清人熊赐履《学统》即了然。直到近代以来，诸子学复兴，学者才有真正改变，魏源、陈三立、高延第等都能平视孔、老，有如徐绍桢、严复等，甚至认为老子高于孔子。在今天多元文明的语境下，我们体认到，孔、老之间的同质性要大于差异性。约略言之，与古希腊思想比较，孔、老都是天下主义者，都能尊重不同族群，有人类一体的情怀，而不至于自困于城邦政治，甚至视奴隶为工具。与希伯来传统比较，孔、老都能发扬人文精神，“依自不依他”（章太炎语），而不以神格压制人道。这一洞见，于各大文明之中独树一帜。其他诸如深思德、位、时、中，以历史意识通观政治社会，皆可看出中国文化的深层精神。西方学者看待老子和孔子，大概就像我们看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是早期中国的主脉。古人的智慧在前，如何融通开新，参与到世界范围的讨论中，这是今天的任务。“新子学”主张，在面对西方文化的背景下，深入把握早期经典中的相通之处，熔铸出新解，这当是学术创新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