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实：《贞观政要》与唐太宗的治国之道（6）

第二，文官制度，或者叫官僚制度。原来他们的国家是一个很粗糙很原始的管理办法，从中国学习了官僚制度。怎么分工，怎么划分中央地方，中央分多少个部门，分工分专业地管理社会，这对国家很重要。有了这个，日本的社会前进了一大步。

第三，儒家思想，日本人叫它儒教。因为有了儒教的传入，日本就有了系统的政治社会伦理思想。你不能说它原来没有思想，但是它不系统，特别是不能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应该怎么办呢？国家应该怎么发展呢？怎么样的国家动作才是合理合法、合乎道德的呢？这在儒家理论中是讲得很清楚的。国家有没有道德，政治有没有伦理，这在儒家的思想中讲得很清楚。要没有这套，国家没有方向，社会没有统一的价值观，诸如此类，那就很乱。儒教进入日本了，日本进步就快了。

第四，大乘佛教。佛教也不是中国发明的，但是经过一轮选择，中国选择了大乘佛教。而日本、韩国，又从中国学习了大乘佛教。所以是中国选择（大乘佛教）之后，他再直接接受的，这个也跟中国是一致的。

设想，日本社会如果没了这四条，那日本是什么样的？那就说不清楚了，反正就会很落后吧。但是日本在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有一条没学。在唐朝的时候，连唐朝的均田制日本都学了，日本叫班田制。但是有一条他没学，什么呢？科举制度。唐朝已经有很完善的科举制度了，日本没有学，为什么日本没学呢？近代以后中国人得出的结论是，你看，日本人高明，日本人就知道科举制度不好，科举制度限制人的思想，所以他就不学。这是乱说，为什么不学？不是因为科举制有问题，而是因为日本是贵族社会，贵族社会进入政治领域不用考试，只有平民社会才需要这种考试。中国需要，中国不是贵族社会，必须要平民来参加考试，来选拔人才。日本的贵族天生就是政治家，考什么？谁考他？谁有资格考他？所以人家不用考试，所以不用学，不是日本看到了它的弊端，而是他不需要。

其实，科举考试制度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在政治制度的理论和系统中，是很重要的一环。要达到社会公平，怎么做？古往今来这个问题都讨论翻了，翻了多少番了，搞出名堂来了吗？到今天为止，全世界的办法仍然是考试。任何考试都有弊端，但是那总比不考试好吧。

所以，考试制度是中国特有的。到近代以后，西方打破了贵族制度，开始建立近代社会，才向中国学习考试的。这时候它需要了，古代它不需要的，这时它才想起来可以向中国学习。所以西方的文官制度，是在近代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它的一个技术层面，就是向中国学习考试制度。

总之，一句话，中国古代长期领先世界，是因为中国制度先进。唐朝在那种技术背景、经济背景下，在那种自然条件、运输条件、通讯条件下，能够统治这么大面积的中国三百年，那是制度的优越性在发挥作用。如果制度本身就不对劲，那早完了。所以，我归纳贞观时期的重要性就体现在以上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其实对今日中国而言，仍具有借鉴意义，有的地方今日其实是应该认真向古代学习的。

二、唐太宗如何建立理性政治

以上四个方面的建设，唐太宗是怎样做到的呢？他是怎样把这些成绩建设起来的呢？

我理解，根本上讲就是一条，就叫“政治的理性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反过来说也差不多，“理性政治何以可能”，看看唐太宗就知道了。所以我强调的一点，其实就是理性。理性是什么呢？就是人类到这个时期，在那个范围内，他的聪明才智、综合能力的一种体现。你说，他这个理性还不够，他还不会用计算机。这是乱说，那个时期，那种条件下，人类的智力所能达到的水准，他都能汲取，那就叫理性。理性政治何以可能呢？怎么讲唐太宗的理性政治呢？我觉得唐太宗的理性政治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克己纳谏。这个大家都知道，一讲唐太宗、魏征，都是跟谏有关系的，克己纳谏。一个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如何自觉自愿地接受来自部下、臣下的约束？这是一种自觉，这是一种理性，唐太宗就做到了。所以，权力拥有者如何克服自我膨胀、过分自我，这是很大的一件事儿。如果最高权力拥有者不受约束，甚至不接受人家合理的建议，那权力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呢？就有可能发展成破坏性的力量。